公共社会服务机构收取公民个人信息须有法律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凡是收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都是要有法律依据，有法律依据同时享有法律依据权利的时候就要承担义务。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七)和修订后的保险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三部法律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郎胜指出，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需要收集一些公民的信息，包括公民的收入信息、家庭住址信息、联系方式等等，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时也规定，国家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必须承担对这些信息予以保密的义务，非有法律规定不得泄露。
郎胜说，公民不仅在医疗过程中，从挂号到化验单，还有在享受其他一些公共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都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留下一些个人信息。比如到银行存钱，法定的实名制，那就要提供如实信息，到电信部门办理移动通信业务，也需要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凡是收取这些信息的都是要有法律依据，有法律依据同时享有法律依据权利的时候就要承担义务。
郎胜表示，关于如何把握侵权的界限，如何来执行，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有可能最高法院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加以明确。
郎胜称，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单位或者个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取得了这些信息以后，违反法律的规定提供给他人，损害了公民的权利，也危害了信息的安全。对这种情况，这次刑法作出规定，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从社会各界反映看，也都认为这样的修订很有必要。
郎胜说，至于单位如何界定，刑法总则30条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单位是指什么，至于这个范围，关键是看这个单位是不是赋有依法取得和依法保密的权利义务，如果有，他们违反了，那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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