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能不能成为法治资源
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在内地一次演讲中感叹：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侠义精神，比如看到一个流氓在欺负一个姑娘，能够出手相助的有几人？此言一出，立即受到时评界的质疑和反驳：文明社会，讲的是法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说到底是对法律秩序的消解，不利于法治建设。“侠义”与“法治”是两套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还是恰恰相反，侠义精神其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毫无疑问，侠义精神是中国人最古老的道德传统之一。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侠士的行侠仗义，是对自然法的直接援引，有助于传统民间社会在缺少强有力的法律庇护之下，得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
诚然侠义因为缺乏成文的规范和严谨的界定，难免为藐视侠义的人诟病，认为侠义的随意性容易造成侠义的滥用，最终伤害了法治秩序。然而，作为一项古老的“习惯法”，侠义其实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随意无度，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的判断即来自约定俗成的道德习惯，并受到自法然的约束。在法治框架下，“法”实际上也赋予了侠义的边界。假如担心侠义会被滥用，“法”被滥用的危害更加巨大，所以法治也意味着主权者的立法权限受到限制。
但人们在强调法治的时候倾向于认为，法治的培养取决于完备的成文法体系的建立，包括侠义在内的道德习惯被排除在法治秩序之外，这种观点容易导致过度的立法自信。笔者以为，法律救济毕竟是一种相对紧缺的资源，侠义精神的存在，可以让人们避免对法的过度依赖，同时侠义也是对国家执法按部就班的低效率的一定矫正。假如将人们内心残存无多的对侠义精神的认同感都剔除殆尽，法治只怕会来得更加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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