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肖蔚云
肖蔚云，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在澳门讲学期间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享年８１岁。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晚上１０点多，家里的电话响了，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我打电话给肖老师家里，得到了肖老师家里人的证实：肖老师刚刚在澳门过世。我一时都难以反应过来，不禁自问：“这是真的吗？！”当晚我和妻子都没有睡，直到天亮。
肖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原来我们都住在北大畅春园。畅春园里住着很多大师级的教授，肖老师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往往都具有极高的人品和学品，而且都过着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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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我在回老家之前到肖老师家看望一下，走到肖老师家楼下，看到几辆警车停在那里，心想这里怎么了？一上去，到了肖老师家里，肖老师和师母正忙着呢。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次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要到肖老师家看望肖老师，外面的警车是公安部门准备对楼下过道和外面的小路清理一下。肖老师和师母当时的房子约有７０平方米，平时接待人的是他俩的卧室——一张非常普通的老式木制床，一个五斗柜，一张写字桌，一个简单的长沙发。房间里挤得很，师母告诉我他们弄了一张纸用图钉把床头下面遮了起来，这样看起来整齐一些。后来老师和师母又在为水果放在哪儿犯愁，我看见房子中间摆着一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串香蕉，但是凳子上摆不下茶杯了，如果把凳子换成一张小桌子这些东西就都能摆下了，可是人又进不去了。后来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消息，我还注意了一下，但没有看到桌子或凳子，可能还是因为空间太小。不过，我倒从来没有听见老师或师母抱怨过房子太小。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肖老师完成了早期的《宪法学概论》、《现行宪法的诞生》以及后来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和《一国两制与澳门基本法律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奠基意义的宪法和基本法研究的经典著作。研究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和港澳基本法，这几本可以说是不能不看的书目。
肖老师赶上了我国重视法制建设的大好年代，他参加了１９８２年宪法的起草、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一边从事着教学科研，一边还积极投身于法制实践工作，为我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如果你过去曾到过北大畅春园，你是很难碰到肖老师的，因为他整天忙碌，连我住在院子里都很难碰到他，倒是经常能看见师母去买菜。肖老师这么忙也亏得师母贤惠，肖老师自己也说，我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都是你师母做。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有我做证。
老师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港澳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很多心血，却没有任何报酬。见过老师的人也许会认为老师严肃，但更为重要的是严肃的面孔中透露出一种阳光，一种光明磊落的正派，一种压住邪气的正气，一种识破阴谋和伪善的洞察力。
老师在解放前入北大学习，解放后留学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后又回北大任教至今。可以说，肖老师把他的毕生都奉献给了北大和北大法学院，肖老师也非常热爱法学院，只要他在家，法学院的会议他是必定参加的，所以，这几年来，老师都是参加星期五例会的最长者。而且，老师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和时间观念，不论会议大小，老师从不会迟到，即便在过去家住北大西边畅春园的时候，不会骑自行车的肖老师每次都是步行到位于北大东边的法学楼，从西到东大约要走半个小时。
老师不仅人品值得钦佩，学品同样值得学习。老师一辈子勤于写作，直到２００４年，老师仍然还在出版著作，就在前不久还在跟我商量共同写作宪法史的问题。老师的年龄虽然渐老，但学术创造力却不减当年。老师不会用电脑，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亲自写，哪怕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讲话稿也是自己写，写完念给我们听一听，问我们行不行，再根据我们的意见当场修改。老师习惯用圆珠笔，蓝颜色的，每一个字都很工整。读老师的文章和书籍，你会体会到老师的用词造句非常简单、严谨、准确，不会像现在许多人那样用一些新造的词语来吓唬别人。这也许是因为老师长期参与立法的缘故，尤其是参与起草像宪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这样对语言要求极高的法律。
谨以此文略表学生对恩师肖蔚云教授的缅怀之情！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５日晚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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