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制度与制度的路
行路难在北京是个天大的问题。整个北京有２００多万辆汽车，而且在不断的增长中。“添堵”已经成为北京市民最流行的词汇。所以有人戏言：“开车不如骑车，骑车不如走路”。可是要真走路，偌大一个北京，走得过来吗？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a>》颁布之际，我刚好去欧洲学术访问，顺便感受了在异国他乡的汽车和交通。我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下机后，就地租了两辆汽车。由于导师和师兄有在国外开车的经验，所以为了节省经费，我们决定自己开车，且行且走。从阿姆斯特丹机场到海牙附近的瓦森那，一路畅通。但随后我们到乌得勒支访问的时候，才知道欧洲也会堵车。
那天是星期一，我们走的是环线，出行的时候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期，在接近市区时，我们发现前面的车开始减速，路上的电子告示牌显示“前方限速７０公里／小时”，再往前行一段，电子告示牌显示前方限速５０公里／小时，然后是４０公里／小时。随着身边的车越来越多，我们感到可能是堵车了。不过，尽管在限速状态，车流还是在不断地前行，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大家都自觉地按照指示牌的提示把速度降到规定以内。没多久，道路又畅通了。
在北京的环线上，我没有看到类似的限速指示牌，所以司机只能凭前面的车速调整自己的车速。司机“一路狂飚”，往往是开到拥堵路段后才知道又“添堵”了。没有一个提前的缓冲过程，造成交通的瘫痪就是家常便饭了。
停车原来也有讲究。在欧洲任何公共部门和学校里，都是不准停私车的。但是在大街小巷，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写着“Ｐ”标志的临时停车位。虽然没人看守，但是每个司机都主动投币，按时把车开走。原来，停车点都有电子监控装置，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会被电子眼“明察秋毫”，所以没人以身试法。
在北京停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满大街经常找不到专门的停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地儿，却早已横七竖八停了一溜。专门的大型停车场虽然也有，但更多人喜欢方便地停车。在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每天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车子停放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以致有人感叹这里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大停车场”了。我们学生在校园行走的时候，不得不随时注意从斜刺里开出来的车子。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设备的差别吗？我们也跟着人家改就是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红绿灯是我们借鉴人家的一个硬件设备吧？可是我在北京街头看到的现象却是，很多行人压根儿就不看红绿灯，只要路上没车，有警察他也敢闯。或许有人会归咎不同国家市民的素质，似乎成了个别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可是，难道老外的素质就天生比我们强吗？我认识的一些老外朋友初来乍到，确实很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久而久之，看到身边的中国人都能“随机应变”，他也只好“入乡随俗”了。看来，这不仅仅是他们道德的原因，而是有一种东西在无形中起着作用。是文化？抑或传统？还是“潜规则”？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制度的一种长期积淀；传统是什么？传统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潜规则又是什么？潜规则是制度的习惯公式。为什么在一个社会里如此遵守交通规则的公民，在另一个社会却又会藐视交通规则？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制度的合理性，一个是制度的执行力。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是机会主义者，而法律制度的目的固然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指导方向，但它的起码功能应该是防止机会主义。你或许可以把汽车随便停在你认为方便的地方，但是随后你可能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在欧洲交通违法可是犯罪行为），所以没有人敢这样做，制度运行久了，就成了潜规则。我国新《道路交通安全法a>》不但在责任分配、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一些颇受诟病的问题，而且在执行方面，也是非常不力的。新交规实行后半年多了，雷声大雨点小，新法逐渐成了一种摆设。
在法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高歌猛进，但如果不关注这些制度的细节，那我们的路上，永远只会规则更多，秩序更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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