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盘查不需要理由？
9月28日中午，蒋某骑自行车至北京北四环中关村段停车路边歇息时，被三名警察盘查，要求其出示身份证、暂住证和自行车发票。因未带这些证件，蒋某被警察带至派出所盘问达9小时。（10月1日《新京报》）对此，刘行先生撰文认为，如此执法逻辑，根源在于“有罪推定”，警察盘查不需任何理由，实在让人心悸。（10月2日《新京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世界范围看，为有效发现违法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各国无不赋予警察以盘查权。一般来说，盘查的启动，不像逮捕、起诉、审判那样严格，只要求警察有“合理的怀疑”即可。如美国，在特里诉俄亥俄州一案中（Terry V. state of Ohio），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对一个人盘查是依据他的经验合理的认为犯罪可能发生。日本《警察执行职务法》规定，警察根据异常的举动及周围其他情况进行合理判断，对于有合理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可能犯有或将要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可以拦阻询问。
也就是说，警察实施盘查，虽然证据要求不高，但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我国《人民警察法》对盘查的要求是“一个前提、四种对象”，前提为“有违法犯罪嫌疑”，对象包括“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等四种。这种标准，基本上与国外的“合理怀疑”相当。因而，从立法看，盘查并非“有罪推定”，而是有条件限制和证据要求的，对于被盘查人是否“有违法犯罪嫌疑”，亦应由警察承担举证责任。这些，恰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
但在执法实践中，上述规定并未很好落实。警方动辄在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进行“拉网式”盘查，无视盘查的条件和对象限制，已经逾越了法律边界，侵犯了公民权。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提高警察素质、更新执法理念，另一方面必须完善制度、加强制约。比如，遇到盘查时，公民应有权要求警察说明理由，有权提出异议和辩解，对因非法盘查而造成火车延误等物质损失的，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应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和国家赔偿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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