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遗忘之前 给徐梗荣之死一个说法
徐梗荣之死需要一个说法，在徐案中的渎职者和加害者也同样需要一个说法，引发徐案的彭莉娜之死更需要一个说法，每一份正义都不应流失。19岁的徐梗荣死了，带走了在接受警方8天8夜审讯时的秘密，留给家人的是对其死因和真相的追逐。3月28日，陕西检方首次发布徐梗荣尸检报告，称徐梗荣系原发性心肌病，由于外伤、疲劳等原因引发心跳骤停死亡。对于这一结果，徐梗荣的家人称“坚决不能接受”。3月29日晚，尸骨未寒的徐梗荣被家人从坟墓中掘出，安放在购置的冰棺内。（《新闻晨报》3月31日）徐案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下，陷入尴尬境地。
同样处境尴尬的还有卷入徐案的7名警察，因涉嫌不同的罪名而被刑拘。二十几天前，他们还是讯问者；如今，他们却成为检察官的被讯问人。此时此境，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切感受到了“律师在场权”、“同步录音录像”以及“侦押分离”的诸多“好处”。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面向的本就是每一个人———有谁敢保证自己的一生将与这两种身份无缘。当类似佘祥林所遭遇的那些天降横祸袭来时，任谁也无法躲避。
本应于去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曾试图通过制度变革来遏制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这本是提升人权保障的大好良机。然而这部法律的修订却因利益各方的分歧太大，最终未能提上审议日程。
律师在场权、同步录音录像等，学界呼吁多年，已有共识。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同步录音录像已在全国推广，检察机关乐于见到这样的制度从实践走上法律。至于审判机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更不愿看到刑讯逼供所带来的频频翻供，更重视物证而非人证的案件才能有效防止错误裁判。但许多时候，作为讯问人的警察，想到的往往就是破案。徐梗荣案，应该促使警察明白：案件要破，程序正义更要坚持。以非法讯问去应对疑似非法行为人，得到的只能是“毒树之果”。
也因此，在舆论的一片声讨中，我更要提醒办理7名警察涉嫌职务犯罪的检察官们，请你们用文明的讯问去说服野蛮的逼供。“以恶制恶”只会带来更多的恶。几年前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中，因妻子的“死而复生”，“杀妻者”佘祥林得以洗脱冤情。当年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因此被立案调查，其中一位叫潘余均的警察在经历了3天的隔离审查后自缢而死。直接进入了司法程序的丹凤县警察刑讯逼供案，不应该再有新的潘余均产生。作为嫌疑人的警察们，也理应在法定程序之下得到应有的制裁。
媒体聚焦徐案之下，人们仍在发力呼喊，因为徐梗荣之死需要一个说法。这是舆论监督的应有之义。徐梗荣之死需要一个说法，在徐案中的渎职者和加害者也同样需要一个说法，引发徐案的彭莉娜之死更需要一个说法。佘祥林冤情大白后，当年的无名女尸案少有媒体关注，至今也未见侦破的消息。今天的彭莉娜案也有被舆论加速遗忘的趋势。七名警察在侦查彭莉娜案中因“立功心切”而成为嫌犯，接手彭案的警察会否因为有前车之鉴而畏首畏尾，消极怠工？请媒体也像关注徐案一样关注彭案。对彭莉娜的家人来说，若彭案无解，不但正义无期，连赔偿和补偿的对象都无法确定。
“徐梗荣案”引出的每一宗个案都要有说法，每一份正义都不应流失。（学者 王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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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猝死公安局续：死者同学讲非人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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