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的鉴定权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81年3月30日午后，里根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出席产联－劳联下属建筑工会大会并发表讲话。下午2点30分，演讲结束后，里根从侧门离开饭店，从一排记者和摄像机前走过，正待上车时，混杂在记者群中的一名年轻刺客突然从雨衣中掏出手枪，瞄准里根连开六枪。刺客射出的第三颗子弹打在防弹车上，反弹回来击中了里根。枪弹横飞之际，白宫新闻发言人布莱迪和一位警察也被击中，倒在血泊之中。这时，里根突然感到胸部剧痛，帕尔下令司机立刻开车，飞速离开刺杀现场。轿车驶离希尔顿饭店后，里根开始咳嗽，并呛出了大口鲜血。按常规，特勤应把总统送往华盛顿市郊医疗条件最好的海军总医院抢救，可是，帕尔见总统咳血不止、呼吸困难、情况危急，他当机立断，命令司机调转车头，以最快速度把总统送往距希尔顿饭店最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医生发现总统肺部中弹，弹头距心脏只有两公分左右，生命危在旦夕。外科专家便立即开始施行手术。凶手欣克利当场被擒，人枪俱获，铁证如山。26岁的凶手刺杀总统的动机，竟然是痴迷一位电影女星，追星不成，便试图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以赢得女星的青睐。他的父母聘请著名律师a>和专家证人出庭，以精神错乱为由，为儿子进行无罪辩护。
欣克利被捕后，检辩双方都派出心理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对案犯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诊断，双方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检方认为，欣克利精神正常，神智清醒，完全可以辨别是非对错，他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辩方则认为，欣克利表面上精神正常，但却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狂”型精神病患者，神智完全错乱。
依照当时的美国法律，美国刑事证据规则要求有罪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才能将被告定罪，检方负有证明被告精神完全正常的举证责任。经过七周审理，陪审团最终判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主审法官最后判决，把欣克利送进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所精神病医院——圣伊丽莎白医院治疗。后来他多次提出病愈出院的請求，但是都未被批准，一直到2003年，情况才有些转机，接到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材料（认为已经痊愈，不构成对他人的危险）后，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允许欣克利在没有医护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在首都华盛顿方圆80公里的地区逗留，并可在外过夜。但是他还是没能出院。
2006年7月15日，中国陕西邱汉华在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砍死9男1女，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年仅12岁。死者中7人是铁瓦殿工作人员，3人为附近群众，他并且把其中一人的心炒来吃，理由是他坚信对方污辱了他的妻子，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8月19日晚8时20分左右，邱兴华趁夜色潜回家中时，被守候的民警当场擒获。10月19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处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五千元，邱兴华明确表示将提起上诉。12月8日，邱兴华案由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二审的焦点在于是否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a>。邱兴华的妻子以家属的身份提交了精神病鉴定申请，辩护律师a>张桦也以律师a>的身份向法院提交了精神病司法鉴定a>申请书。二审没有当庭宣判。
12月10日，五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龙卫球，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通过网络呼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谓，“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享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只要有合理怀疑，申请鉴定就应当是被告方的当然权利，尤其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不可不慎。”有人称此种做法干涉司法，有人说“杀人恶魔”没有人权。
现在，邱兴华案是不是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a>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于邱兴华来说，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a>，他就有活的可能，如果不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a>，以他如此严重的罪行，在中国的现制下，断没有活的可能。对于中国的法治来说，也面临着一个考验：愤怒和理性的考验，尊重人权和草菅人命的考验。
我以为，本案中，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a>是邱兴华的权利，法院有指定精神病司法鉴定a>的义务。理由如下：
第一，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a>是刑事被告的诉讼权利。精神病是免除或减轻刑责的法定理由，而此病的存在一定得经权威的精神病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才能成立；因此，申请鉴定的权利就是刑事被告一项程序性的权利。
第二，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邱兴华享有这一权利。但是，上述权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被告或其代理人、亲属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有患精神病的可能。依据媒体报道的情况，被告方已经尽了举证责任。这些证据是：（1）邱兴华的妻子以家属的身份提交了精神病鉴定申请，张桦也以律师a>的身份向法院提交了精神病司法鉴定a>申请书。在相关申请中，有邱兴华精神病家族史的内容；（2）陕西安康市公安局对邱兴华进行了两次心理测试，他们的结论都认为邱兴华狂躁、偏执，患有忧郁症状，这一病症虽然不足以证明邱兴华是精神病患者，但是这些症状同时是精神病的症状，这足以证明邱兴华“可能是”精神病患者。（3）邱兴华曾经二次被公安机关错误关押，心理上受到严重伤害，并且性格有重大变化，这是可能诱发精神病的证明。另外，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杨德森教授、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等主张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他们强烈认为邱兴华患有精神病。精神病专家陈志华认为邱存在精神病的可能性。理由一是家族史，二是有相当的异常：性情改变、行为异常、精神病性幻觉、妒忌妄想、思维破裂、思维散漫、情感淡漠、杀人手段残忍，滥杀无辜、无自知力等。这些专家的意见，虽然不构成证据，但是法官在裁量的时候应当予以适当考虑——因为法官不是精神病专家，他要对一个人的生死作出裁决，而这一裁决的关键因素是专家才能确定的，此时专家的意见无疑要得到法官的充分重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被告方面证明“申请鉴定”的权利存在的证据标准不是严格要求证明邱患有精神病，而是邱有“可能患病”，或“足以怀疑邱患有精神病”。以上任何一条证据都足以怀疑邱兴华患有精神病。顺便说一下，有的报道说，因为邱妻所提供的证明邱有精神病家族史的证据不是医院的证明，因此不予采信，这是不妥的。这一证明标准太过严格，而且，上溯几十年（因为是邱的祖母一级的亲属）、甚至在今天，在农村里有几个精神病患者进过医院？如果法官对这个证据有怀疑，则可以主动调查或请证人出庭以质证，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法庭的行为。
第三，本案案情特别重大，涉及人命，应当特别慎重。慎杀是我党的一贯政策，这一点似乎不要加以说明。
第四，法律是理性，要战胜情感。对于此类非理的杀人案件，社会的强烈反应理所当然，其中有相当的复仇情感。法律是理性的，应当战胜情感，以理服人，不能让仇恨蒙住眼睛。在这一问题上，邱兴华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是科学的任务，应当将这一任务交给专家去解决，不要屈从于人类的情感。
第五，为了维护法院的权威。本案从一个不懂医学的普通民众来看，已经有邱是“狂人”的评价，所谓“杀人狂”是也。“狂”者精神不正常之谓也。虽然这不是科学的结论，但是这足以证明在民众心目中邱兴华不是正常人。如果我们屈从民愤，轻易将被告处死，将来鉴定的对象不复存在，当留下永远的怀疑，对法律和法院的威信极其不利。
六、确认鉴定的权利是法院的义务。本案的关键性的事实是邱兴华的精神健康状况：如果健康，二审将维持死刑判决；如果是精神病患者，则他可能被判无罪或减轻、从轻处罚。我国法律规定断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据此，法院有义务查明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在本案中，查明邱兴华“是否是精神病患者”毫无疑问是法庭的现职之所在。为了保障鉴定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笔者建议双方都可以邀请精神病专家证人当庭对质，在这方面为中国法治开一个好头。
对于那些担心受到邱兴华伤害的大众，我要说的是，即使鉴定结论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患者，他虽然可以因此而免除牢狱之灾，但是，在彻底治愈之前他是不能有自由的。对有如此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病人，法庭应当判令强制治疗，而且不得轻易出院。将来在邱是否出院这一问题上，要由法官最后裁决。
在现代社会，以此情况下，如果匆匆将他杀了，不管他是不是精神病人，都侵犯了邱兴华的权利：如果他不是精神病人，则他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如果他是精神病人，则不但侵犯了他的诉讼权利，而且侵犯了他的生命权。与不鉴定匆匆杀之不同的是，通过鉴定，如果他不是病人，他的诉讼权利得到了尊重，他的人格得到了尊重——他被作为人而得到尊重，不是像杀一条疯狗那样轻易地杀了；如果他是病人，则不但他的诉讼权利得到了尊重，而且他的生命权也得到了尊重。同样，他的道德人格更得到尊重——他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病人。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表现。
现在，我以小人之心度之，法官的担心来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压力，在一个充满复仇冲动的社会氛围里，如果鉴定结论为邱是病人，则法官难对那么多复仇心切的死者亲属与社会大众，可能的结果是没完没了的上访，而这是法官、特别是“官员法官”最为害怕的。二是政治的压力，这个政治的压力是政绩，是和谐社会a>。对于政治家来说，将邱一刀了之是最“经济”的，它可以“平息民愤”，树立“亲民”的形象，体现高尚的政治觉悟。而邱兴华的权利、法律的威信在政治家的眼里是没有太大分量的。
因此，邱兴华的命运其实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是不是给邱兴华“鉴定”的权利，是对刚刚入宪的“人权原则”的考验，也是对法院“是否忠于宪法、忠于法律”的考验。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杀人狂”的权利，其实，邱兴华的权利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因为邱兴华鉴定权的有无将是对我国法律文明程度的考问，而法律的文明程度与每一个人的权利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不只是历史的看客。当反右派的先锋们以为那样的无法无天只会伤害右派的时候，文革中他们的命运比当年的右派还要惨，这能怨谁呢？
看看人家对刺杀总统的欣克利的气量，如果他在中国，他活得了吗？这就是距离。这个距离不是财富的距离，不是科学水准的距离，而是远远比财富重要百倍的文明程度的距离。这使我想起了前几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案例：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杀死了三个教授而后自杀，其中一个受害者是他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在圣诞前夜，罪犯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来自遇害的副校长的亲属的慰问信。信中说，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样痛苦的只有你们。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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