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表达权成为首先“解冻的河流 ”
“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摘自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说，“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总理用一句艾青的诗，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人民快乐和幸福的牵挂，也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的深刻政治哲理：人们对民主、公平、正义的渴望，就如“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一样，是人的天然的本性。把民主与“快乐幸福”联系在一起，才真正揭示了民主的终极性意义。
民主是手段，它有很多功利的价值：它可以减少政府失误、防止腐败、提高效率，使社会更加富强、文明，可以带来真正持久的稳定、和平。但是它本身又是目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人们幸福和快乐的一部分。“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民主不是一幅蓝图或者对特定结果的一种承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穆拉维契克（Joshua Muravchik）所说的那样：“其他意识形态承诺给人们幸福，而民主仅仅承诺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2页。）
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稳定。但是，更应当说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人的尊严。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各国的民主模式会不同，但是他们都“相信民主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是因为确信人类不应该未经他们同意而被统治。”（《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2页。）
国际社会公认，“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要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表达权。表达权表明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人不光是要生存，人类还不能仅仅是“会说话的牲口”。
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做出的《决定》中，我国就明确提出了“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在这一次人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重申了这一主张。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自由或权利，统称为表达权（其中，结社权包含了表达权的内容，也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是言论，也可以用行为的方式实现，如公民上访的权利、乞讨的权利，也是行使表达权的方式。这也是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
巴克（ Earnest Barker）在《对政府的反思》写到，“政治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现实制度的细节和要素。”但是，作为“经验还不足”的中国，实现充分的民主，还需要上“100年”的漫长探索和艰难实践。就表达权的六大具体权利而言，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还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彭水诗案之类的现代版“文字狱”在各地还有发生，新闻法的出台迫不及待；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言，因为批准游行、示威的制度不规范，经过合法批准的游行、示威很少，使得民众表达往往发展成“群体性事件”；有些地方对待群众上访，是“截”而不是“接”，背离中央精神、违反政策法律、损害群众利益，上访权还需落实。
“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既表明了渴望民主是人的本性，也表明了实现这种渴望的艰难。与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一样，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温总理语）就如艾青诗歌中写到的大地的复苏一样，需要一个解冻的过程。中国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是从言论自由、思想解放开始。所以，建设中国的民主，我们可以从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表达权开始解冻。一个能够容纳批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的中国，一定会迎来“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的民主政治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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