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案”警示：严防源头上的“立法腐败”
自去年11月底“黄光裕案”浮出水面，这个昔日坐拥财富神话光环的传奇人物，就一直未曾离开公众视线。今年4月又爆出两位涉案高官：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继郑少东后这两位也受此案牵连被“双规”。这使得所涉官员的级别由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据说这次“升级”，给了黄光裕巨大压力，日前黄曾在看守所自杀未遂。这一极端举动，也给了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推测认为，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已归案的官员，可能还有更多隐秘。
此前就有文章质问：“黄光裕案”中“官商勾结是否已进入影响政策制定、以政策保障联盟利益的‘高级阶段’”？近日的《中国新闻周刊》则回答了这个疑问，通过名为“黄光裕案现制度风险：高官用手中权为个人开道”的报道，可以看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黄光裕案中的官商勾结的“更高级形式”，体现为“立法腐败”的制度风险：中国贪官对行贿者的庇护“由浅入深”：先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利用手中缺乏监督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再一点一点侵蚀法律的存在；现在，郑少东似乎正准备利用立法权为行贿者“开道”。
若将“南粤政法王”陈绍基“两会”期间有关“特赦”、“建议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言论，以及去年郑少东抛出的“企业高管慎刑论”，联系到黄光裕案的背景，这一系列言论背后或许就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逻辑。这似乎也佐证了以立法形式为个人“开道”。
而黄光裕案显然不是简单的个案，黄不会是最后一个通向原罪之路企业家。有人说在中国当富豪是危险的，富豪榜成为“杀猪榜”的尴尬也警示我们思考，民营企业家与原罪之间是否存在“天然血缘”关系，如此高的犯罪率中有没有体制原因。
为何那些光环炫目的创富奇才，竟没有几个是完全守法经营的？若当代中国的守法成本真的过于高昂，那么我们也该检视一下制度土壤了。或许因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市场化，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让政府权力之手几乎无处不在。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审批程序又过于严苛，而这样的法则又有着严重滞后性。
这样的商业土壤，只能塑造一个个制度性悲剧。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游弋于这样的资本市场，适应丛林法则，就会用非法的投机来钻制度漏洞的，以迅速实现原始积累，甚至剑走偏锋，比如以数千万的公关费为上市开路。黄涉嫌“贿赂商务部官员”，可能就因为“国美能否以红筹股的身份，在香港上市决定于是否（在商务部）获批。”而界定企业是否“享受外资企业待遇”的解释权和审批权都在商务部。
但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是采取正确行动促使新制度的诞生，还是主动贿买市场准入权。企业家也并非全无自主选择权。若习惯于以贿赂来获得某种特殊照顾，那显然是难被人原谅的。而且企业家若习惯于投机以追求短期化的超常增长，那利令智昏之后，腐败的体制化语境就形成了，也就搭建起了官商利益联盟。在这种制度化腐败攻势下，手握权力的官员就可能开发出全新腐败模式，比如以立法权来庇佑行贿者。
这种腐败前置的立法源头上的不法行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戕害更为致命。所以，黄光裕案之后，相关部门必须警醒，不能任由这样的源头腐败继续泛滥，否则可能导致这条权力运行链条的整体溃烂。那时受伤的就不仅仅是个别涉案官员和陪葬的行贿商人了，而是要让全社会为之付出惨烈的代价。 作者：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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