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破案的名义诱人犯罪
重庆荣昌警方利用线人甘海龙，以高价收购熊猫皮为诱饵，侦破了多起猎杀大熊猫案件，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李启均、杨世成、周德清等人。从破案的方法看，荣昌警方使用的是诱惑侦查。诱惑侦查可分为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机会提供型是指警方为已有犯意的人提供犯罪机会，如，犯罪嫌疑人在小广告上留下制造假证的电话号码，警察伪装成购假人，利用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电话号码侦破了案件，此属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犯意诱发型是指警方人员或警方线人劝说没有犯意的人产生犯意，如，某客商在云南边境准备购买茶叶，警方线人劝说他购买毒品更能挣钱，主动帮助其联系卖家，某客商在与毒犯交易时，被现场抓获，此属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
一般说来，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允许的，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是禁止的。首先，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教唆犯罪。教唆犯罪是指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意，教唆方法包括诱使、威胁等，诱人犯罪属于教唆犯罪中的一种。既然刑法禁止教唆他人犯罪，那么，诱人犯罪的侦查方式当然也在被禁止之列。其次，从刑事诉讼法而言，诱人犯罪侦查方式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所获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再次，诱人犯罪式侦查冲击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破坏了善良风俗，缺少道德上的合理性。允许以诱人犯罪的方式破案无异于赞同谋杀，在法治社会，谋杀不仅为法律所禁止，更为道德所不耻。即便在封建社会，诱人犯罪的破案方式为开明统治者所不取。如，为了发现犯罪，唐太宗派人向守门官行贿。在守门官接受贿赂后，唐太宗准备将其处死。尚书裴矩认为这是诱人犯罪，不符合道德规范：当官受财，罪当处死，但陛下诱人犯罪，是不是也违反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义呢？最后，唐太宗接受了裴矩的意见。
荣昌警方滥用诱惑侦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严打猎杀大熊猫犯罪，禁止民间收藏大熊猫皮。办案者为了把民间收藏大熊猫皮引诱出来，动用“线人”，甚至让警察化装成“南方老板”、“外国客商”，到处放风说有人高价收购大熊猫皮。 此属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允许的，但诱惑侦查与诱人犯罪仅一步之差，稍有不慎就会诱发贫困乡民的犯意。事实上，用诱惑侦查方式收购熊猫皮，猎杀大熊猫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在20年内，仅宝兴县就有20只大熊猫惨遭猎杀。 其次，公安机关都有考核任务，个别地方甚至规定了一定的破案数。 “一边是明令要求的破案率底线，另一边是破获大熊猫案件的立功奖励，这是导致大熊猫案的深层原因。” 人为地规定犯罪打击数、破案数，不仅与科学发展观不吻合，而且在客观上造成猎杀大熊猫犯罪屡打不绝。因为，只有保持一定的犯罪数，警方才能完成规定的破案数。为了完成破案指标，在没有案件时，警方只能“放水养鱼”，制造假案。人为地规定打击数是与有罪推定联系在一起的，考核机关首先推定某个地方存在一定的犯罪数，才会规定具体的打击数。在有罪推定的视野下，打击犯罪的数字是年年攀升。在破不了案或没有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警方只有不断制造假案，才能完成规定的打击数。再次，警方与线人有共同的利益。通过线人诱人犯罪，警方可以立功受奖，职务上得到提升，线人可以获得奖金。荣昌警方与线人在诱人犯罪中获得“双赢”，作为“双赢”的牺牲品只能是惨遭猎杀的大熊猫和无知的乡民。
破案是公安机关主业，诱惑侦查又是破案的重要方法，但不允许在破案的名义下诱人犯罪。为了保证诱惑侦查的正确行使，应尽快完善诱惑侦查的相关立法，使得诱惑侦查有法可依。其次，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应严格内部审批程序，对诱惑侦查的审批权应集中在县级以上的法制部门。再次，强化责任制度，滥用诱惑侦查者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最后，确立科学的考核观，禁止下达破案指标与打击数量，不能以破案的名义诱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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