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受害群体生存状态
有一种关怀，可以持续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本报跨度两年关注的重**制事件，历经对政府救助的期盼与失望后，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受害人家属开始变得焦虑、激愤，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9个受害者家庭中，尹行巧和陈洪巧改嫁了，韩明凤和韩传鹏依然靠自己艰难支撑着生活。
改嫁STRONG>
自从丈夫吴大地遇害后，陈洪巧没有回凤凰山下的老家，仍然带着女儿在汉中租种四亩地。
直到2007年12月底，陈洪巧才决定改嫁。对方是邻村一个老实农民，43岁，身体结实，家里有四间房，但有两位老人要赡养，还有个残疾儿子和智障弟弟。
陈洪巧考虑到，在汉中是租别人地种，孤儿寡母三人都没户口、没房子，女儿上学没有着落，“无论怎样，算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家！”
2007年10月初，在北京一处工地帮人看自行车的儿子吴兆福回家了，17岁的他晒得黝黑，400元钱一个月的工资，吴兆福都要省吃俭用寄回来补贴家用。儿子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爸爸在哪里？我要去看他？”听了这句话，一家人又哭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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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还得继续,吴大地的妻子陈洪巧扛着锄头下地）
吴兆福回家的第二天就去了铁瓦殿山脚，但村民们说那里已经没有人敢上山了，到处是荒草，没有人带路，吴兆福只好朝山上的父亲磕了三个头，泪流满面地回家了。
2007年7月初，《法制周报》报道了陈洪巧一家的困难后，汉阴县民政部门送来了1300多元的社会救助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因陈洪巧一家搬出了汉阴县长年在汉中租地种，所以没有享受到低保。
女儿吴兆琴很懂事，学习更加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让陈洪巧既欣慰又担忧，她愁的是女儿明年就念初三了，到时考上高中没钱上学。为省2元钱的搭餐费，每天中午，吴兆琴都要骑自行车从学校赶回家吃饭。
7月中旬，长沙一家修理店的赵先生通过《法制周报》了解到吴兆福的情况后，表示愿意帮助他，免费接他来学摩托车修理，每月给予一定补助。吴兆福从北京回家后，与赵先生取得了联系。但半个月后，他与老乡一起走上了去广州一家家具厂打工的路。他说，父亲不在了，自己应该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下半年，陈洪巧家里收了4000多斤稻谷，除了留500斤口粮，剩下的全卖了，3000元钱要留作一年的家用。让陈洪巧发愁的是，2006年为给丈夫办丧事把耕牛卖了，现在犁田费由60元一亩涨到了70元，种子、肥料、水费、电费也都在涨。
“儿子跟我打电话时总说那边很好，只是有点累，搬东西的体力活，每天要从上午八点干到晚上九十点。”陈洪巧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其实，吴兆福跟妹妹在电话里说他很痛苦，两个月才发一次的工资还没有着落。
希望STRONG>
2007年11月，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也改嫁了，对方是本镇一个32岁的单身汉陈金根。她仍然居住在汉阴县平梁镇西岭村前夫留下的老房子里。
2007年7月，《法制周报》报道尹行巧和9岁的儿子生活困顿和危房问题后，汉阴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拨款4000元用于尹行巧家的危房改造，其后村里还为她家新盖了厨房和猪圈，帮助她恢复生产。尹行巧和儿子熊伟堂每月30元的低保救助金也已到位，考虑到实际困难，平梁镇政府还免掉了熊伟堂上学的课本费和学杂费。
12月24日，记者联系尹行巧时，丈夫陈金根正外出参加村里修路，“总算有了个新的依靠，地有人种了，农闲时他还可以出去打工挣钱。”尹行巧的生活里有了新的希望。
等待STRONG>
与陈洪巧和尹行巧不一样的是，韩明凤仍然生活在无奈的等待与彷徨之中。2007年7月初，记者辗转联系到她时，她正在山西太原一家煤矿打工帮人做饭。7月16日，她赶在丈夫的忌日回家拜祭。
现在，她仍然租住在汉中，租种了丈夫生前耕种过的两亩多地，这是她所有的生活来源。9岁的女儿罗品英到天黑不敢独自进屋，经常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哭着找她要爸爸、要哥哥，韩明凤有时会狠狠地对她说：“你爸不会回来了，爸爸没了，哥哥也没了！”
她也去找了村里、镇上，找了民政局，希望给予救助，而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去找邱兴华！” “政府没有义务救助！”
2007年3月29日，西安市铁一中全校捐助的4020元善款，分为三份分别给受害人熊万成、罗朝兴和吴大地的子女上学，每人1340元，罗朝兴与韩明凤的女儿罗品英的1340元救助款至今没有收到。“我去找了汉阴县民政局两次，他们没有告诉我有这笔捐助款，也没有给我。”韩明凤说。
12月25日，记者联系到韩明凤时，谈及丈夫罗朝兴，她又潸然泪下，但韩明凤还是暗下决心，无论生活有多难都要把女儿抚养成人。她决定明年再找机会出去打工。
发现STRONG>
邱兴华案，警醒世人的法律符号
⊙本报记者蒋伟
“枪响之后，邱兴华这个名字，如同一枚凶猛的蜘蛛标本被夹进了司法文书里，成为了一个警醒世人的法律符号。”
最初接触这个案件，是在2006年7月16日的下午，当时《华商报》记者陈春平在旬阳县深山里采访矿区塌陷问题，他意识到可能出了大事，便暂停手头的采访，立即驱车4个多小时直奔汉阴。
路过县城时天已擦黑，打听到了凤凰山的大致方位，陈春平连夜赶到了平梁镇。有幸找到了邱兴华案的第一发现人——护林员兰本华，还找到了受害人熊万成的家。这时，还没有媒体找过他们。
在成功刊发有关本案的首篇报道后半年时间里，陈春平和同事紧盯该案，深入采访了邱兴华成长历程、家庭情况和生活的环境等，经历了在草木茂密的山林打着手电追踪邱兴华时的毛骨悚然，也经历过险些失足坠崖的危险，而更多的是在深夜里还饿着肚子奔波采访。
陈春平认为，邱兴华案与一般杀人案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一次性杀害10人，较为罕见；二是作案手段恶劣，作案原因涉嫌情杀，争议较大。在人们热议邱兴华案的同时，恰恰忽略了9个受害家庭。
9个受害者家庭生活一夜之间陷入困顿，而汉阴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民政救助能力十分有限，迫切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解决受害者家属的生活问题。时至今日，陈春平始终认为邱兴华案推动了“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
2007年“两会”期间，在邱兴华案的推动下，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建议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引起广泛关注。2007年底，人们欣慰地看到，青岛、成都等地已经尝试建立这一制度。
我们期待着，在国家司法层面建立这样的制度。
回顾STRONG>
2006年7月16日凌晨，陕西汉阴县农民邱兴华在当地一个道观内杀害10人，全国震惊。本报在第一时间作了深度报道，率先关注邱兴华的心理问题。当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死刑。
一场突如其来的杀戮，让9个农村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生活陷入困顿。
案发一年之际，《法制周报》记者赴陕西安康、汉中地区，采访此案所有受害者家属，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刑事受害人救助补偿制度问题。文章刊发后引起巨大反响，在社会上形成了探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热潮。
报道中所反映的情况也引起了安康市和汉阴县有关部门的重视，报道刊发后，受害者家属陈洪巧拿到了1300多元的救助款，尹行巧的危房得到了修缮，低保也已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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