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凶杀人案中,凶手和雇主谁的责任更大?
1998年10月29日早上，在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经商的千万富翁李少波，开车送完孩子正要离开时，被人当街开枪射杀。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者妻弟张辉然死刑；因张辉然在狱中举报别人有功，死刑被缓期两年执行。联系凶手的中间人潘金强被判无期徒刑。当街持枪杀人的枪手蔡卫槟则被处以死刑。两度雇凶杀夫的张少红于去年4月被深圳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李少波的家属仍不满意，他们认为张少红应判死刑，后经广东省高院二审，去年9月份维持原判（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0日A06版）雇凶杀人的案件，现实中并不少见。出于传统的报应刑理论，特别是出于对苦主的安慰，如果不存在法定从轻情节的，一般都会有人判处死刑，所谓“杀人偿命”即在于此。问题在于，这个命到底由谁来偿，在全国各法院判决各异。有的是雇主和杀手共同，有的是雇主一人，杀手死缓，有的则是杀手偿命，雇主死缓。一般说来，判杀手死刑而留存雇主，往往让人有“有钱能保命”的感觉？对此类案件，到底怎么的判决才是更公正的？
在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行使后，特别是实行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今天，某省高院就明确提出“要尽可能避免多命抵一命、超等量报应，不作灭门处罚”。雇凶杀人案件雇主和杀手一起判死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如果要判择其一判死刑，应当是雇主还是杀手？
我认为，答案应当是雇主。因为他是起意犯，而杀手不过是工具而已。当然，在实行过限的情况下可能要另行考虑的。从共同犯罪角度看，雇主是教唆犯，所谓教唆犯，是指将犯罪意图以各种方式传授给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人，也就是说，实行犯本来是没有犯意的，其实施犯罪完全源于教唆犯的授意，没有教唆犯的教唆，犯罪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教唆犯是产生凶杀案的源头，从另一方面看，教唆犯具有杀人决意，主观恶性大，而实行犯本无杀人意图，其杀人一般为了得到报酬，主观恶性较教唆犯要小。量刑也要体现罪刑相一致原则，显然，判死雇主死刑是更能体现这一原则的。一般情况下，教唆犯之所以雇凶杀人而不亲自实施，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犯罪更加隐蔽，为了减少犯罪失手的风险，而杀手只是其杀人的工具，其意志受到雇主的支配，从这个角度说，雇凶杀人，与雇主直接杀人没有本质区别，而且相对于直接杀人，雇凶杀人体现了雇主更加奸诈狡猾的恶性，更应当判处严刑！
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私企富豪老板为小舅子“助威”砍杀仇人，制造了1人死亡、1人重伤的血案。2007年7月底，重庆市一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位带凶杀人“给老子往死里整”的陆某有期徒刑10年！（民主与法制日报2008年4月7日A09版）
曾轰动广州的阔少雇凶杀害26岁继母案，由广州中院作出重审判决，杀手蔡积斌被判死刑，雇人杀死后妈的王雷改判死缓。宣判后，蔡积斌当庭表示不服要上诉，他认为自己受雇于王雷，不应该判处死刑。死者家属则请求法院改判雇凶并参与杀人的主谋王雷死刑。（2007年3月26日南方都市报）
或许，法院是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思维影响，而认定行凶者责任大于雇凶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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