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喊恐怖绰号等于传播恐怖信息
昨天上午，乘坐从南京飞往济南客机上的A乘客突然站起来，冲着前方喊着“炸弹，炸弹”。A喊叫引起其他乘客及机组人员的恐慌。A在接受警方调查中解释他朋友B绰号为“炸弹”，他是喊B的，B的绰号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对此，B予以承认。①假如A、B所说是真实的，那么，能否追究其法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a>修正案（三）》第八条规定，编造、传播恐怖信息罪是指编造炸弹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从法律规定看，本罪是行为犯，只要具备以下行为，便可构成犯罪：一是，行为人编造了恐怖信息；二是，行为人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从媒体报道看，A喊了“炸弹，炸弹”，炸弹属于恐怖信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证明。只要A在飞机喊了“炸弹、炸弹”的事实得到证明，A就构成传播恐怖信息的犯罪。证明A传播恐怖信息的证据有：其他乘客的证言、乘务人员的证言、犯罪嫌疑人的自认，以上证据足以证明A传播了恐怖信息。其次，必须证明A喊的“炸弹、炸弹”是编造的、不存在的。证明“炸弹”是编造的、不存在的证据有：经过警方1个多小时的检查，在飞机上没有发现炸弹；A承认他喊的“炸弹”是指B的绰号，并不是说飞机上有炸弹；B承认他的绰号叫“炸弹”。以上证据，可以证明A实施了传播编造恐怖信息的行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B有“炸弹”的恐怖绰号，那么，传播恐怖绰号能否阻断对A违法责任的追究？这涉及到对恐怖绰号如何理解的问题。顾名思义绰号是指编造的外号，是对一个人称谓的加工、改造，编造性是绰号的重要特征。B自认“炸弹”是其绰号，不仅证明了A所喊的炸弹是编造的、虚假的、不存在的，也证明了B的绰号具有恐怖性，因为B绰号的内容是“炸弹”，A传播了B的恐怖绰号就等于传播了编造的恐怖信息。只要飞机上没有发现“炸弹”，A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阻断追究A的法律责任，A在登飞机时就已经告知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坐在飞机前面B的绰号叫“炸弹”，事先告知可以消除“炸弹”的恐怖性。但从媒体的报道看，A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所以，哪怕B的绰号就叫“炸弹”，A也应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他喊“炸弹”的行为就是传播编造恐怖信息的行为。
在本案中，A的供述与B的供述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的，但没有矛盾不等于他们的供述就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从A、B的供述看，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不真实之处。
首先，绰号通常为一定范围的人所熟知，这个范围可大可小，但至少应该超过两人。原因在于绰号一般具有贬义，有第三人在场时，喊某人的绰号才能达到贬低他人，娱乐大众，抬高自我等目的。其次，绰号是长期形成的习惯称呼，偶尔称之，很难形成绰号。长时间的称谓没有其他人知道，不合情理。事实上，A在飞机上就当众称呼B为“炸弹”，“炸弹”的绰号根本不是他们私人间的称呼。如果B的绰号真叫“炸弹”，他们单位的同事应该听A喊过。从警方的调查看，A、B单位人都不知道B有“炸弹”的绰号。根据A、B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B的绰号是“炸弹”的事实，可以推定B的绰号是临时编造的、不真实的。再次，喊绰号更多地是为了互相嘲讽、娱乐。相互嘲讽、娱乐须有对等性：如，张三叫李四为“过街老鼠”；李四也会称张三为“风箱里的耗子”。基于对等原则，A喊B为“炸弹”，B也会称A为“地雷”之类的绰号。如果警方查明A没有绰号，便可推定B自认绰号为“炸弹”是虚假的，当然，A可以提出证据反驳对其不利推定。
警方还可以通过讯问来驳斥B的绰号是“炸弹”的虚假谎言：第一次喊绰号的时间、地点；在什么场合才喊绰号，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喊绰号的目的、动机是什么。
至于B为什么会自认绰号为“炸弹”，可能是出于包庇，也可能是出于打赌等不良动机。
总之，在本案中无论B有无“炸弹”的绰号，都可以追究A的法律责任。当然，B存在明显的包庇行为，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晨报》记者就A应否承担法律责任采访了南京的一位律师a>，该律师a>认为如果警方查明B没有“炸弹”的绰号，才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B的绰号就叫“炸弹”，则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其实，这位律师a>对法律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对案件的评价也有失偏颇。
社会上有一些自许聪明的人，他们以捉弄别人、调侃警察、玩弄法律为能事。A、B或许就是哪些所谓的聪明人吧，不过，这一次他们或许要为捉弄别人、调侃警察、玩弄法律的行为付出应得的代价。
①王业全：《喊一声“炸弹”飞机停飞两小时》，载《晨报》2008年5月30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