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拙见
我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去了鼓浪屿，而一直无法释怀的是，为什么在那么一个仅有1.7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会滋生出那么多的名人。实业家黄奕住、李清泉，教育家林文庆、周淑安，音乐家林俊聊、殷承宗，医学家林巧稚，文学家林语堂……。鼓浪屿因岛上的一块“鼓浪石”而闻名，有人考证说这块鼓浪石是1.08亿年前的中粒花岗岩经历漫长岁月的海水冲蚀而逐渐形成的，每逢涨潮海浪拍击时便能发出如鼓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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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宋元之交，有一个姓李的渔民初次来到这个荒岛上，见这里树绿花红，山奇水青，于是就在这里驻足，成了这岛上的亚当夏娃。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叫做郑成功的人，将这个小岛做了他的根据地，操练水兵，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才使这个小岛得以扬名。
而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也即鸦片战争之后至抗日战争之前，这百年间呈现出来的繁华与传奇，更使这个小岛远离了平庸。据说在这期间，小小的鼓浪屿上居然先后设立了英、法、美、日、西班牙、荷兰、丹麦、葡萄牙、奥地利、挪威、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而岛上的建筑也因之各异，被后人誉之为“万国建筑博物馆”。一位叫龚洁的墨客居然写出了洋洋几十万言的《鼓浪屿建筑》。
上个世纪初的鼓浪屿简直是一个乐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个小岛上，有百货商店、布店、药房、钟表店、理发店、照像馆、食杂店、电影院、图书馆、学校，还有舞厅、赌场、烟馆、妓院、酒楼、教堂、寺庙、怜儿堂……还办有报纸、杂志。这样一个乘着现在的电瓶车十来分钟就能绕上一圈的小岛，却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生活。
作为“公共租界”，鼓浪屿上的13个国家领事馆共同组织了岛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曾对华人制定了许多规矩，连对家畜的饲养也都有详细的讲究，如“凡本界内居民，如有殴打或残酷家畜等者，必须拘捕究办”。这是我国百姓至今都尚未完全接受的“新观念”。
尽管有了工部局，但各国的习俗、观念、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工部局不会也不可企及的。各国的神父、传教士们不仅在岛上设立了教堂几十座，还创办了医院和学校，而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就是在鼓浪屿的养元小学读书，升入浔源书院，直到17岁去上海读大学的。
1901年12月23日，世界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就出生在这里。关于林巧稚的独身，有两种传说，一种是林巧稚见闻女子多辛苦，而自己若嫁人生子，必不能将所有时间奉献，所以自愿独身；一种是当年协和医院规定，女子凡当医生者，必须独身，林巧稚自不能违反院规，只好服从。而笔者以为，林巧稚的独身，是其对自己毕生事业的追求，也是其对不为世俗所累的自由的追求。
“我们因为受了遗传的偏见，不健全的教育和虚伪的训练等等的影响，所以除了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因此便有人相信一旦没有了警察，我们人类恐怕会象野兽一样地互相吞食起来。”这是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一书中的一段话。虽然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言之过偏，但倘若鼓浪屿在上个世纪初没有那样一段无政府般的“西风”吹拂，我们很难想象会不会有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和以幽默旷达而闻名于世的林语堂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名人录上。
作为一个本土 的中国人，笔者对自由的奢望并不高，仅希望能在填饱肚子之后，让自己的思想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飞翔，并且能够有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我不希望因为““肝胆相照”向党吐露心声而被作为“右派”打入历史的尘埃。我不希望因言及“伟人”之隐疾而被割断喉咙作“反革命”论。我不希望因为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真话，被泼上一身污水，从而被一群疯狗追咬！我不希望看到那些在台上象木偶般的官员向老百姓灌输着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官话”，更不希望看到那些被“骗子们”忽悠晕了的百姓们在被骗子卖了之后还喜滋滋地帮着骗子数票子。
有人说中国的作家之所以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禁锢太多，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涉及，今天要与时俱进，明天要歌颂主旋律。老是强调“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千篇一律，万人一面，思想的翅膀被无情地束缚着。正如《迷失·鼓浪屿》一书的作者所言：“现在的鼓浪屿是封锁起来用来展览，用来赚钱的，原来她是一个有身份的、骄傲的大家闺秀，现在开始涂脂抹粉、骚首弄姿了”。现在的鼓浪屿，再也出不了林巧稚，再也出不了林语堂了。
一个连思想表达都不能自由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而发达的民族的。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自由地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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