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贪”姜人杰
核心提示? 近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贪污受贿过亿元，一审被判处死刑。这个创下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贪污受贿数额之最的“中国第一贪”，在引起社会震动的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如何制约官员权力触角过长带来的腐败问题。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受贿1亿多元人民币，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姜人杰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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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人杰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分管苏州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13个领域，同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由于姜单笔受贿金额之高，贪污受贿数额之大，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一贪”。
针对官员权力寻租导致的严重腐败现象，中国检察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行政官员实行权力制衡，对掌握大权的官员设置“开关”程序，制约权力的运用；同时，扩大群众监督，建立严格的防范制度，实行制度养廉。
儿子被抓牵出父亲
早在2003年5、6月份，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珉已就姜荑拍卖行的事情，警告过姜人杰。
姜人杰曾因在苏州古城保护和交通城建方面“政绩显著”，塑造了亲民为民的良好形象，而如今的他，只想为自己保命。
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苏州鼎立物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某、苏州市华业百福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苏州易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等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姜人杰单笔受贿竟达8000万元，刷新了中国贪官受贿黑金的多项纪录。
一审被判决死刑后，姜人杰提出了上诉。
据透露，姜人杰为保命，揭发了涉及江苏省及苏州市的众多官员，已被“双规”的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赵文娟年逾60岁，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姜在职期间，赵担任苏州市财政局长，后来升任市政协副主席。至于赵文娟贪污的具体金额，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公布。
据《外滩画报》报道，姜人杰被“双规”的直接原因，是有人举报其儿子姜荑担任总经理的福海拍卖有限公司(下称“福海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有问题。
而事情的发生与2003年8月五星级的新苏国际大酒店拍卖有关。新苏国际大酒店倚靠美丽的金鸡湖，毗邻园区管委会和国际学校，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一般园区重大的签约仪式多数在此举行。
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了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拍卖项目，但后来姜人杰“亲自过问”，指定由福海公司估价拍卖。当年8月，该酒店最终以6.3999亿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佣金，获利3000多万元。业内人士对此深感不满，并最终进行举报。
此前，福海公司已在苏州拍卖行业引起公愤，并多次被人写信举报。这家成立于2002年10月10日的拍卖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几乎垄断了整个苏州拍卖市场。
在苏州，效益较好的拍卖行一年成交额不过3亿元，而福海公司网站的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一年来的拍卖成交额累计已达8.1亿元，占苏州拍卖市场的 40%左右。苏州金腾拍卖公司的负责人抱怨说，他们公司已经敲定的拍卖项目，往往会在中途被福海公司抢走，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姜人杰之子姜荑开始经营福海拍卖行时，年仅23岁，从南京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有举报称，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从自己主管的资金中挪用了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作福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另外500万元则作为启动和发展资金。
在姜人杰不断关照下，福海公司的业务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这笔1000万元原始资金始终未归还。
姜人杰的一位远亲介绍说，其实早在2003年5、6月份，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珉已就姜荑拍卖行的事情，警告过姜人杰。
然而，姜人杰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着手将家中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此时，姜人杰已经处于有关方面的监视之下。在姜荑被抓后不久，姜人杰案发。
被滥用的土地特批权
由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姜人杰落马的偶然因素是“姜的儿子害了他，儿子的拍卖行胡作非为，所以姜遭到举报，案子由中纪委直接查下来。”但其实质原因是姜滥用特批权，大搞权力寻租谋私利。
根据姜人杰供述，开发商顾某在党校培训时与他相识。2002年，苏州工业园区附近一块150亩的土地招标，姜人杰介入了此项目，他告诉顾某：“这个生意我只给你介绍。”顾某当即表态：“事成后，利润你我平分。”顾某果不食言，在净赚了近两个亿后，分给姜人杰8250万元。??? 作为分管城建和交通的副市长，姜人杰对土地性质的变更，可以直接特批。他最典型的违法行为，就是违规批准了苏州两块土地用地性质的转变。
据查证，两块地中，有一块是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中轻轨线路旁的一块工业用地，地理位置优越。这块地原属另一家公司，后被鼎立物产有限公司相中，于是就找到姜人杰。姜利用手中权力，把这块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姜荑的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记者了解到，姜人杰在批示两块土地转变用途之后，价格可以上涨10倍甚至20倍以上。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的价格在每亩15万元左右，而商业用地则可高达每亩300万元以上。这直接导致当地房价的飞涨。
地产商在利益驱动下，纷纷涌进这个高利润的行业，在加剧对商业开发争夺的同时，也扩大了对这些土地的需求。但原则上讲，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而这个特批的权力，就掌握在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手上。
姜人杰就任苏州副市长的三年，也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外滩画报》援引苏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的分析说，这就为姜人杰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通常的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通常是原来的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接下来，开发商找到能转变土地性质的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苏州市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说，这些被改变用地性质的土地，其中一部分拿出来拍卖，由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
而另外一部分未进行公开拍卖的土地，则往往被直接划拨给政府下属的城建开发公司，由这些公司出地皮，开发商出资金，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从中渔利。
“有经济才能”的贪官
“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
即便姜人杰被判刑后，苏州一些官员并不讳言姜的功绩，但他们也认为，“姜人杰出事是迟早的事情”。
“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员被吸进去。”苏州市人大一位退休干部感叹，“他拥有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
在外界眼里，姜人杰是一个聪明、灵活且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员。
得知姜人杰被“双规”后，曾与姜人杰共事多年的官员，甚至不无惋惜地说，“把姜人杰放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会突飞猛进。”“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
1984年，姜人杰担任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该厂就成为当地机电企业中的龙头，1985年时创年产值1527.65万元，上缴利税393.25万元。
姜人杰的经济才能很快引起了吴江市领导的注意。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据吴江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会“玩政治”：有时，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都对他极为信任。
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州进出口急剧下降。姜人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外经贸局主任，主抓招商引资，很快扭转了形势。第二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大领域，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就是在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姜人杰的人生之路发生逆转。
姜人杰的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政绩，就是当时为迎接世界遗产大会召开而进行的大规模古城保护、交通城建和治污工程。
姜人杰曾说，这次世遗大会对苏州来说是百年一遇、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央提出要将其办成“历届最好、令人难忘、载入史册”的世遗大会。于是，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园林整修、古街修复，以及城市交通网建设等市政建设，热火朝天地进行，总投资预算达到了100亿元。
在普通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取得了明显成效：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东方水街”神韵再现了；河水水质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城市变漂亮了……
这些工程不仅在世遗大会召开期间，为苏州赢得了声誉，也为苏州古城区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了铺垫。姜人杰曾信心十足地说，“虽然世界遗产大会只开10天，但留下来了大量的建设成果。”
后来的调查表明，姜在用巨资打造一个新古典苏州、留下大量建筑成果的同时，也给自己的口袋装进了巨额的金钱。
权力须制衡
“必须用制度遏制权力寻租。在现实情况下，仅靠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是行不通的。”
姜人杰出事之前，苏州市曾经是全国防腐先进经验的典范。“在人均GDP已突破5700美元、充满人文气息的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领导腐败问题。”2003年11月，苏州市曾自豪地向媒体宣传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并称已建立了体系防腐。
然而，这一套防腐体系没能遏制住姜人杰。
姜人杰不仅集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13个领域的公共权力于一身，甚至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姜人杰事发后，城建、交通、市政公用等部门的一些官员纷纷被“找去谈话”，或被撤换。
“20多年来没有出现腐败问题，并不代表没有腐败。”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关键是制度的问题，一个社会仅靠文化与良心，是很难维系整体和谐的，特别是在权力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情况下，腐败终将难免，现在不出现，以后也会出现。”
“拥有权力的人，一旦私欲膨胀，就会把手中的公共权力为己所用，这个时候腐败就发生了。”中国检察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应对行政官员实行权力制衡，用制度促进和维护廉政，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范围，才是建立防腐体系的根本。“必须用制度遏制权力寻租。在现实情况下，仅靠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是行不通的。”
针对姜人杰、刘志华、雷渊利等一批贪官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蒋德海教授认为，这些官员权力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权，必须实行权力制衡。他称，对于主管城建工程、房地产开发等权力部门的官员，应当按照“开关程序”，设置地位相等的审查机构或官员，对其形成权力制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扩大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是根本，建立良好的防范制度，让贪官没有腐败的空间和机会。”蒋德海说。
“腐败的产生，一方面缘于权力过于集中，但更大层面上是因为监督机制的缺失。领导周围的人掌握着大量信息，但他们没有权力去监督自己的领导。而像中纪委，虽然有足够权力，但常常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够而没有办法实现这种监督。”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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