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爆炸案嫌犯李彦的非常人生
核心提示 因一起咖啡屋爆炸案，戏剧性地引出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犯。人们痛恨其无耻行径的同时，对造成嫌犯对立违抗人格障碍的各种环境进行了深刻反思：社会和家庭如何对这类人群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到危害社会。12月24日，30岁的农民工李彦在昆明一间咖啡屋上完厕所后，被包里的定时炸弹炸成重伤。
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将李彦与昆明公交车爆炸案联系起来，直至他临死前的惊人之语：“昆明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因为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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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生前最后的话语和警方DNA鉴定的结果，让牵动着无数人心的昆明爆炸案也落下了帷幕。但关于李彦，在他已有的人生中，却有一段让人疑惑的空白
李彦从小父母离异，初一时就辍学，成为社会上的“小混混”；他是父亲眼中的不孝子，12岁就称自己为“孤儿”，开始在社会上游荡；他性格灰暗，成为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李彦的父亲李培尧，这位68岁的老人，直到最近两天连续有警察到来时，才知道不孝的儿子出事了。他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把在社会上当“小混混”的儿子拉回学校。这位独居孤僻的老人，已经没有时间去了解他“陌生”的儿子，“调皮、固执、劳改犯”是他对儿子所有的记忆。
12月27日，《法制周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李彦的家人、邻居，还原其从不孝子到“恐怖分子”不完全的人生轨迹。
意外爆炸引出嫌犯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12月25日清晨，突如其来的民警，打破了宣威市锦绣花园小区（以下简称锦绣花园）的宁静。老人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至今他们的议论仍旧没有结论，他们依旧不知道小区里频繁进出的民警为何而来，只看到民警将一个个印有公安字样的纸箱，从三单元五楼的一个房间里搬到楼下的警车中，然后离去。
12月27日下午3时30分许，记者来到锦绣花园。此时，频繁出入该小区的警察暂时没了踪影。
小区中5009号房间是李彦生前的住所，是其女友刘春梅（音）所租的。记者看到，房间大门紧锁，在楼道拐角处散落着许多使用过的一次性鞋套和手套。楼下一位住户称，这都是民警留下的。民警近两天来，每天要来几次，每次来都会从屋里搬出一些东西，屋子现在差不多被搬空了。
10多分钟后，警察再次来到了该屋子。走在前面的两个民警扛着几个公安专用的纸箱上楼，随后进入了5009号房。记者透过门缝，能看到屋子里的构造，宽大明亮的客厅里，只剩下了一台电视机与一组沙发，门口凌乱地散落着近10双男士皮鞋。
据一位住户介绍，他们对居住在楼上的李彦并不熟悉，但经常看到有人在他家进进出出，“还有很多外地人，他们都说普通话。”除此之外，让邻居们感到异常的，还有李彦家的客人一般要在他家里逗留很久，有时直至深夜，并且有时里面还会发出阵阵声响，噪音很大。
据悉，民警在对李彦住所接连几天的排查中，搜出了爆炸物品和爆炸物制剂，共查获用1100克硝铵炸药制成的爆炸装置、雷管42枚、包装物等物证和自制手枪1支、子弹21发，并提取了生物检材。
警方通过对李彦从业经历的调查，查实在2007年7月，李彦在某工地修筑公路期间曾负责炸药、雷管领取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截留了硝铵炸药和电雷管。
侦查技术人员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现场勘查中，发现爆炸装置残留物与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7月21日发生在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残留物吻合，引爆方式相同；从李彦住处查获的相关痕迹物证，也与“7·21”公交车爆炸案残留物相同，两案有重大关联。
最终，警方查出咖啡屋爆炸案及昆明公交车爆炸案为同一人所为，嫌犯正是李彦。
警方通过走访和了解，大致还原出爆炸前后的情形：12月24日是西方圣诞前的“平安夜”，晚上肯定会非常热闹。当天早上，李彦来到文化巷的萨尔瓦多咖啡屋，他心事重重地点了份松饼和一杯咖啡。吃完后，他去了趟卫生间，就在他刚出来时，他那背在臀部的包就爆炸了，里面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定时炸弹。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发生后，警方从现场地上和李彦的包里找到了一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包“软珍”云烟。
专案组民警走访发现，李彦断断续续地在贵州一个工地打工。在12月23日，其老板欲到昆明买车，邀他同往，他拒绝了。老板便交了2。1万元现金给他，托他交付给4名材料供应商。但李彦只付了一人的5000元后便逃离了。
一对陌生的父子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68岁的李培尧知道儿子李彦出事，是因为连续两天都有警察来到他的住所询问儿子的情况，并对他家进行了排查，但他至今都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
记者采访当天已是中午11时许，李培尧还未起床。几天来，他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他与妻子离异后，独自居住在宣威市客运站老住宿区最老的一栋单元楼里。
记者敲门后，“咯噔”一声，一扇残破的木门被打开，李培尧弯着身躯，左手握门锁，右手提着裤衩，问都不问就将记者带进屋里。房屋很简陋，里面摆放的所有家具，都是老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之后，李培尧顺势坐在沙发上，随手将桌上的一杆旱烟点燃。
烟雾在门缝中透进来的光线中飞舞，屋内在浓烈的烟雾下显得格外的空旷和杂乱。
“不管他出了什么事，说实话，我不难过，我们父子之间心早就是凉了。”李培尧的开场白，让记者感到很意外。由于他右耳耳聋，左耳的听觉也很微弱，记者与他的交流很吃力，很多时候他都是答非所问或自言自语。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我家小李彦从小就很聪明，胆大，命也大……”老人清楚地记得，李彦两岁半时，一次从二楼摔了下来，而楼下是一堆废铁。“从那里摔下去，十有九死，当时就有人大叫：‘哪家的孩子，完了，完了……’，当时，小李彦摔倒在废铁堆里后马上爬起来跑了。”李培尧说话时，嘴角上扬，满脸笑意。
李接着称，李彦4岁时，曾带着整个院子里的小孩从窗户翻到同事家的屋里，不偷不拿，但儿子却常常把雪花膏擦在脸上，而他就常常挨家挨户地去道歉。
12岁把自己当成孤儿
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他的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6岁时，李彦上了一年级。之后，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也干枯了起来。“我（当时）是客运站的厨师，都是早出晚归，平时偶尔回家时，儿子又去了学校。儿子上学后，我与他的接触就很少了”。
李彦12岁那年，李培尧一家人搬到了宣威市，李彦在宣威市客运站子弟学校读初一。然而，没过多久，李彦就辍学了，这成了老人一生最遗憾的事。
“主要是他妈太宠他了，不然他肯定不会就这么不读书的。”李培尧说，当年儿子给学校的老师写下一张纸条就辍学了，内容很简单：“谢谢老师，我走了”。
为此，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不读书后，小李彦就整天和他的朋友混在一起……”。当时，看到儿子整天无所事事，李培尧曾提出让他跟着自己学厨艺，但却遭到了李彦的拒绝。这让李培尧大为不解。
“我是正规的国家厨师，可是他却看不起我。他说，那是婆娘干的活，打死都不学。”这极大地伤害了李培尧的自尊，他曾经为获得铁道部举行的厨师大赛优秀厨师第二名而沾沾自喜，但这些却让儿子看不起。
此后，李彦开始长期不归家，并对外称自己是孤儿，一时之间，李培尧和李彦父子之间越来越疏远。李培尧只知道，李彦在外面跟他人学坏了，整天打架喝酒什么的。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人介绍，李彦在当地曾经是“道上”的一个人物，一开始就因为胆大，打架凶狠，10多岁的他被很多“道上”的人看好。此后，他开始跟着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鬼混，后来他开始自成一派，并且曾公开收保护费，胆子越来越大……
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如今，李培尧记不起最后一次与儿子见面是什么时候，因为时间隔得太远了。据李培尧所说，近十来年中他与儿子见面不超过5次。
“他已经不承认我这个父亲了。在宣威这个小地方，他都有五六年不来看我了。算了，我这道门就要关了。”李培尧的话语充满了无奈。
之前，在李培尧眼中，李彦始终是那个四五岁的小孩。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近日，记者从宣威市宛水派出所了解到，李彦确实在2000年被捕过。李彦于2001年11月15日因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宣威市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
但是，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于2007年提前3年出狱，但依旧是该派出所社区民警的重点盯防人物。
警方查明，在宜良监狱服刑期间，李彦一直从事电工工作，对电器维修较为熟悉，减刑后于2006年5月30日刑满释放。
2000年，宣威市警方在全市范围展开了一场反黑除恶专项治理行动，李彦曾是当时宣威一个大有名头的“江湖人物”，成为警方重点清查的对象。
缺少心理疏导的青年
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但出狱后的李彦，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李彦曾和其二姐合伙在宣威大方商业城开了间茶室。由于李彦经常和朋友在一起鬼混，很少参与管理，茶室开了仅一年便转手了。此后，李彦再也没事可做，重新做起了街头混混。
在李彦邻居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街痞、混混。与李家相邻几十年的邻居说，附近没人敢惹李彦，看到他都要躲远点。特别是在李彦剁了别人手指头后，大家更是连招呼都不敢和他打了。
李彦的二姐证实，由于缺少关爱及心里疏导，李彦出狱后心理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说因那场牢狱之灾，将他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一面激发了出来，然后呈几何级数放大。
记者了解到，当李彦被炸得血肉模糊之后，在送往医院救治神智还清醒时，曾与医生、民警有过对话。除了说自己的名字、身份外，还说出了惊天的一句：“7月份的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而理由便是“仇恨”。
据警方调查发现，李彦对社会非常不满，常说的话里都有“黑暗”等字眼。而且不久前，他就曾在很自然的状况下说过“我肯定活不过今年了”的话语。
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把李彦的仇恨，归结为“厌世”。警方调查发现，李彦的心理状态很灰暗，他从小父母离异，初中时辍学，随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后来又因为犯罪而入狱。判刑后，他的人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想报复社会。
有关人士与将李彦与邱兴华、马加爵相比较后，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性格孤僻，家庭贫困，与周围环境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才会把仇恨放大无数倍。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少数一部分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固定职业，经济上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情感上得不到社会认同与尊重，长期对社会产生对抗情绪，成为生命价值严重虚脱的人。这种精神上的无所依靠，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心理危机，精神压抑久了，很容易失控走向极端。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本报心理危机干预团队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肖琳琳分析认为，李彦18岁以前在家庭离异、辍学沾染社会恶习和入狱生活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对立违抗人格障碍，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直到发展成仇恨、反叛社会，他的自卑和贫穷激发了冲破底线采取过激行为。他的疯狂并不是因为社会不公，而是来源于内心的心理危机。
肖琳琳表示，这类人群平常往往表现为性格孤僻、容易产生对抗仇恨心理，社会应当给予他们更多关爱，周围人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由于其对立违抗人格障碍是在18岁以前产生的，因此社会和家庭对这类人群采取心理干预越早越好，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成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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