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记者”：反腐大旗下的灰色生存
5年前，一篇报道让李新德名噪一时。2004年夏天，这位被人称为“民间舆论监督第一人”的草莽英雄，在自己创建的“中国舆论监督网”上，贴出一篇文章《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网站点击率超过100万，46天后，下跪副市长被扳倒，李新德本人也因此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时隔几年，李新德再次被推到公众面前，却没那么风光甚至变得有些灰头土脸。
2008年11月，广州一家媒体发表《民间维权狂收巨额封口费调查》，披露民间维权的“潜规则”：“你收我收全都收，风风火火串九州”，文章以似有还无的暧昧手法，提到“有群众传言”，石家庄怀特集团领导因为“中国舆论监督网”记者的两次采访，去了一趟北京，“封口费”是两只小金猪和50万元人民币。
从风光无限，到争议不断，甚至网上同行间互相诽谤中伤，以李新德为代表的一批“民间记者”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生态的同时，也面临着法与非法，正当与非正当的灰色生存尴尬。
■“山寨”记者的正当与非正当
今年49岁的李新德和记者的渊源说起来很深了。
1980年代，他在河北安国做中药生意时，就有“记者”的招牌。他说，那时安徽农委办了张“富民报”，他弄了个特约记者证揣着全国走，办点小事有时很方便，比如遇到工商、税务上的小麻烦，这个证就顶事。“那时候年轻，好显摆，穿着白的确良衬衣，把记者证装在挺透明的上衣兜里，把外衣不经意地那么一撩，故意让人看见那个证，对方立马对自己肃然起敬，感觉很受用。”李新德说。
2003年10月，他创建“中国舆论监督网”之前，也正式非正式地做过大报小报的记者，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深谙新闻的力量，认为记者这个身份能帮老百姓办事。
有了“中国舆论监督网”，并自任站长之后，李新德成了新闻个体户，身份就成了大问题。
他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
明人不做暗事，那天，他在QQ群里发话：明天我要造记者证了啊。
很容易就搞出来了，“山寨版”记者证成本20元，不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上面盖着“中国舆论监督网”的钢印，外表和正规的记者证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在内页上多了些文字说明，大概是2004年扳倒过“下跪副市长”之类的“丰功伟绩”，并注明摘自《中国青年报》“他们最怕光”一文。
“记者证哪有印这样内容的？一看就像假的。”有同行告诉他。
“我是在香港注册的，拿着它走遍全中国，还没人说我是假的呢。”
李新德在这方面牛得很，一是在这行当里名声大，一提“下跪副市长”大家都知道，再就是他经验老到，专捡有“病”的部门或个人监督。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理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规定的人权，在事实和真相面前，报道者发布者人人平等，真记者怎么啦？也可能报道得不真，假记者又如何，说的可能是实情。
可能对自己身份有过切肤之痛，他对那些拿着真记者证的假记者深恶痛绝。
他在网上专门发了篇报道，“手持真记者证的假记者”，把中国某某报给北京某广告公司的三个人(其中有总经理夫妻俩)发真记者证的事捅出来。
“我觉得辩论真假记者问题，是伪问题，真相只有一个，谁都有权说出，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某些人的专利。”李新德说。
■法与非法：依托新闻的“冤民生意”？
《民间维权狂收巨额封口费调查》一文曾提到，民间维权人士最多的一年可创收百万。百万数字也许有水分，但一些民间维权者以新闻为职业生存是事实，创收是事实。传统媒体明确抵制的“有偿新闻”，成了“山寨”记者们的生存模式。
几年前，李新德在这方面还犹抱琵琶半遮面，说自己办网站，主要靠以前的积蓄，不收老百姓的钱。现在，这个问题早公开化了。
有的民间维权者把握这样的原则，贫困的免收，没钱的少收，有钱的多收。
李新德也差不多。他承认，有些报道收费，但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他们不收。
他认为，法律没禁止的，就可以尝试，没有明文规定，他这样的体制外人士帮别人的忙，收点赞助费就犯法？
“我从来不说数，看着给，只要你有钱。不怕少，更不怕多，多了我还能帮助别人呢。”
有的老板看了他的报道赞助过他，他要了，国外一家维权基金给了他3000美金，他也收了，反正赞助可以，你不能干涉我的报道。
在新闻江湖上行走，他的原则是只收举报方的，不能介入调查后再收“封口费”，吃了原告吃被告，那太不讲道义了。他认为，时间久了，造成社会上信任缺失，那就什么都完了。
他甚至还自认为有一定的“新闻理想”：在挣钱和名声之间游移，可能两不靠，什么都做不成功。要想发财就去做生意，别干这行，要干就要保护自己的声誉，他觉得，有了名气，什么都会找来的，钱也不会少。
他说，他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是他的立身之本，所以他对石家庄的这场名誉侵权官司非常在意。
按他的逻辑，收怀特集团的钱，别说是50万，就是500块，也不符合他们行当里的“职业道德”。
但即使如此自律，李新德们还是被人称为做的还是生意，依托新闻的“冤民生意”。
虽然他的网站口号是“做人民喉舌，用证据报道”。但有了利益关系，到底是谁的喉舌，如何客观报道立时就成了问题。
有人认为，只有特殊的政治生态，才能产生出“山寨记者”这样的“怪胎”。国外的德拉吉式的“公民报道者”，靠点击率带来的广告生存，基本避开了新闻生意化问题，李新德式的民间维权人的“命门”就在收费这点上，无论取得怎样的成绩或遵从什么样的理想，都绕不过一个钱字。
况且，一个公民合法纳税是义务，对这样的灰色收入国家如何定位、规范？
总不能占山为寇，落草为王，“我的地盘我做主”吧。
■“权当他们是山寨手机的制造商吧”
互联网的出现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话语空间，“山寨记者”应运而生，并呈发展壮大趋势。据了解，2003年之前，类似“中国舆论监督网”这样的民间舆论监督网站，虽然已经不少，但基本还淹没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真正火起来，还是在2004年，李新德闹出“下跪副市长”的动静之后。
现在类似的网站，有上百家，其中活跃的除了“中国舆论监督网”，还有“中国民间监督网”、“中国百姓喉舌网”、“维权网”、“中国名记在线”、“正义反腐败网”、“拆迁维权网”等十数家。
他们之间有时互相利用，有时互相中伤，互称对方是“网络流氓”，在外人看来几乎乱成一锅粥。
但他们的坚强存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媒体的发展，让新闻正规军意识到这些没有体制约束的“草寇”，打着反腐、维权的大旗四处招摇。
传统舆论监督运行不畅，而公众表达民意需要监督的愿望强烈，民间网站给他们开了个说话的口子，当然，前提是网络平台在技术和理论上提供了这种可能。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关于“下跪副市长”的报道。
有报道称，在李新德之前，央视《新闻调查》接到举报后，曾派出记者进行了详细调查，但节目最终未能公开播出。原因是调查的记者给央视出了个很大的难题：媒体有没有权力对高级官员的刑事犯罪进行监督？“我们究竟是媒体还是公安机关？”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就这样，片子经过了几次审查，最终被毙，而其他先李新德介入的媒体，也因种种原因，功亏一篑。
这个个案，暴露了传统媒体的体制弊端，也道出了民间舆论监督的生猛优势，光脚不怕穿鞋的，一个人手里拎着个“网站”，就把这事捅出去了。
阿里巴巴网络专家高丙田告诉记者，社会进步体现在社会的宽容，在看待李新德们的问题上，最能反映政治开明和民意释放。
高丙田认为，2006年“两会”记者会上，温总理说的那段话，让人感到温暖、贴心，总理说：“每一个公民都有利用互联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要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秩序，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态，给这些人一些宽容和出口，影响不了社会的稳定大局，相反还利于社会和谐。
当然，他也认为，目前民间舆论监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必须的约束和行业自律要有，但没必要苛求。权当他们是山寨手机的制造商，这么一想，问题就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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