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深圳精神的判决
──论律师a>费债权转让案情和裁判简介
2006年10月10日，江西人Y与深圳S律师a>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约定按裁决金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律师a>费，诉讼违约金一万元；为了简化手续、明确责任S律师a>事务所将其对Y的律师a>费债权，转让给承办案件律师a>L；胜诉后，Y独吞胜利成果，无故不支付律师a>费。承办案件律师a>L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Y提起诉讼，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A>被告Y向原告L支付律师a>费，并认为诉讼由于被告Y违约而起，同时判决被告Y支付违约金一万元。该判决看似一个普通合同纠纷案件，实际上解决了当前困扰着律师a>业的一个难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律师a>的烦恼
当前律师a>业，存在着僵死的“统一接案、统一收费”的规定，律师a>面对赖账的当事人，无权立即直接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征得律师a>事务所的同意，借用律师a>事务所名义起诉，这给律师a>获得报酬和回收垫付费用带了障碍；自由职业的律师a>与所属的执业机构律师a>事务所之间关系极为松散，律师a>常常变换律师a>事务所，律师a>事务所也经常重组、更换老板。每一次变动，都会带来债权债务变化，给律师a>追索报酬带来障碍，也都会产生一些损失。有时律师a>离开一家律师a>事务所后，要追索曾经，在该律师a>事务所办理案件的报酬和垫付的费用，会遇到原所不给盖章或刁难，律师a>或与原所产生执业纠纷、或放弃报酬和垫付的费用；如遇到原先的律师a>事务所解散的噩运，因为无法加盖印章不能起诉，或者报酬执行到了法院后，因没有印章无法领取报酬。给律师a>带绵长的烦恼。
僵死的规定
《律师a>法》第二十五条“ 律师a>承办业务，由律师a>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该规定被称为“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我打听了香港的律师a>和仔细阅读了悠久的民国律师a>法，均没有“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规定。该规定起源于1980年《律师a>暂行条例》第十七条。“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是计划经济年代产物，那时律师a>事务所是司法局下属，是国家机关，甚至还有枪支和手铐；律师a>是国家干部、有行政级别，每月从司法局领取工资的，律师a>无需自己找案源，也无需为开拓案源支付成本。
今天，除了极少数对公有制有特殊感情、或具有守法癖律师a>事务所外，再难找到给律师a>分配案件和发工资的律师a>事务所了；绝大多数的律师a>事务所既不给律师a>发工资了，也不分配案件了；相反，律师a>自己不仅要花费精力和财力开拓案源，而且，还要按期向律师a>事务所交纳“管理费”或“挂靠费”，分摊律师a>事务所的日常费用，律师a>事务所的营利就来源于律师a>交纳的“管理费”或“挂靠费”。社会已进人市场经济，“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法律的规定没有与时俱进，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僵死了；难怪律师a>把现行的《律师a>法》称为《律师a>管理法》。
空假的法律造成了认识混乱
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究竟是什么关系？律师a>以律师a>事务所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和收取法律服务报酬，除按年向律师a>事务所交纳双方约定的“管理费”或“挂靠费”和向律师a>协会交纳“年检注册费”外，报酬的多收、少收和不收全由其自负盈亏，双方的关系有点像挂靠关系；律师a>亏开始执业的头几年或到一个新的地区执业没有收入和亏损，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从商法角度上看，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的关系，属于“商号出借”；律师a>借律师a>事务所的名义订立委托合同、收取法律服务的报酬，这一切完全是故意人为的绕弯弯和故作虚玄，是制造纠纷土壤，完全不符合正常人思维习惯和有违常理；曾经有个当事人A不愿在委托合同书上签字，其理由是：“我是请L律师a>帮我打官司，我没有请S律师a>事务所帮我打官司，为什么写我与S律师a>事务所协商一致订立合同呢？我是直接与L律师a>谈的案子和合同，我从没有找过S所；为什么要写S所指派L律师a>帮我打官司呢？这样，如果S所要换个新手搞不定官司怎么办？为什么要故意绕弯弯呢？这里不会有什么圈套吧？”L律师a>再三解释A当事人才a>勉强在合同上签字。“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律师a>法》规定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是劳动关系；但现实中与律师a>事务所存在劳动关系的律师a>极少。不要说一般人，搞不清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就是律师a>、律师a>事务所、律师a>协会、司法局、劳动局和法院也搞不清，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过去的“统治阶级意志”臆造的空假法律制度，在社会上已产生了认识上的混乱。“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存在先天性的虚假和诚信缺失，严重背离人类思维常理，不仅给律师a>自己的权益带来了损害；也成了忽悠当事人的一个晃着，其表现是造成了许多当事人认为律师a>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时，一般会起诉律师a>，而不是起诉律师a>事务所，最终，因主体错误被驳回，造成了当事人不必要的损失。
立法不当法创造了执业纠纷
律师a>的案源是律师a>自己找的，全程的法律服务是律师a>自己提供的，办案中的费用是自己垫付的，总之，所有的劳动和全部的成本是办案律师a>付出的；办案律师a>却不能名正言顺的以自己名义收回成本和获取报酬。由于以律师a>事务所名义收取的报酬并不是真正属于律师a>事务所所有，律师a>事务所给律师a>盖章缺乏积极和主动性，给律师a>的执业活动带来不便，双方经常因此产生执业纠纷；律师a>工作的不定时性与律师a>事务所标准工作时间，“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必然给律师a>签约和执业带来不利，产生了新的纠纷；假合伙和“二级合伙”的律师a>事务所大量存在，不良的律师a>事务所老板，凭借着收费权柄，任意的提高“管理费”或“挂靠费”和办公室的租金，对一般的律师a>进行盘剥；还有借盖章的权柄，故意的律师a>进行欺压和刁难；从而产生了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执业纠纷”不断，甚至演变成了暴力冲突，还有的律师a>被逼无奈私刻印章，可以说极少有律师a>没有涉及过“执业纠纷”，深圳市律师a>协会成立了执业纠纷委员会，专门来解决“执业纠纷”，可见其问题多么的普遍。如此多的纠纷是立法时没有的，是僵死的法律规定新造出来的纠纷。
不作为的管制思维
在律师a>与当事人的委托合同纠纷中，赖账的当事人多以收费太高、合同不公平、律师a>没有尽心为由抗辩，极少提出主体不适的问题；而法官常常以从严管制和嫉妒思维对律师a>进行职业报复，这也是当前律师a>与法官不正常关系的形态之一。有的法官以主体不适格的理由驳回起诉；有的以《律师a>法》规定“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承办律师a>的违反了法律规定，驳回起诉；有的以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与特定律师a>之间的信赖关系，其合同性质决定债权不得转让；有的法院以债权有争议不能转让等勉强的理由。有的法院怕麻烦，怕增加本院的工作量，从立案到裁判，总是想方设法挑毛病，驳回原告的起诉；需要指出的是从来没有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律师a>事务所转让其律师a>费债权。
鼓励交易的法律精神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交易为己任的法，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管制交易为己任的法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应当从鼓励交易的精神来理解法律。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转让自己的债权，办案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平等协商进行债权转让，依法通知了债务人，办案律师a>取得了委托合同项下的报酬债权，理所当然具有原告资格。对第二种说法，律师a>法有“统一收费”的规定，即使恶法易法；该规定只是调整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之间的管理关系，“统一收费”是指收费权属于律师a>事务所，故律师a>事务所有权转让自己的权利，这应该是法律常识；律师a>事务所行使该权利，不一定是老板亲自收取报酬才算是“统一收费”的，完全可以委托其成员来行使，也可以转让给他人行使，这方面并没有否定的强制性规定；律师a>事务所转让其收费的权利，应理解为行使“统一收费”的一种方式。第三种观点，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与特定律师a>之间的信赖关系，其合同性质决定债权不得转让；这种信赖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大为削弱，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赖是指当事人对律师a>履行义务的信赖，并不是谁收取报酬的信赖；相反收取服务报酬的权利转让给办案律师a>，会加深当事人对办案律师a>的信赖；有的当事人以为钱是所里收的，不是办案律师a>收的，担心办案律师a>不为自己的案子尽心尽力，私下再给律师a>钱物就是这个原因；故以此否定债权转让的效力，在法理上的理由并不充分。第四种观点，以债权有争议阻止转让的效力，理由明显的不能成立，因为，有争议债权和将来的债权并非无效债权，都具有可转让性，在法律界早现成共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需要补充的是，违反为一方利益或行政管理设置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律师a>法》第二十五条并没有使用“应当”的字句，该条规定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尚有疑问。
提高效率的交易
律师a>借律师a>事务所名义起诉赖账当事人，虽然起诉的费用全由办案律师a>支付，但是，律师a>事务所负责人在《起诉状》上签字盖章前，仍要仔细全面的向办案律师a>了解案情、审阅相关材料、审核证据和进行沟通，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借律师a>事务所的名义可能引起当事人对律师a>事务所的反诉，律师a>事务所对此也有所顾忌的；律师a>事务所将债权转让给办案律师a>，使律师a>事务所免于卷入不必要的官司。对律师a>来说，借律师a>事务所名义起诉，要耗时与律师a>事务所沟通，律师a>事务所可能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漠视律师a>的利益不同意起诉；有时还会出现律师a>事务所合法“侵吞”和“挪用”律师a>费，不转交给律师a>现象，产生许多麻烦和风险；通过办案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的债权转让，律师a>和律师a>事务所双方都是受益者，更重要的是消灭了大量的职业纠纷，同时每年被处罚的律师a>将减少百分之六十以上；总之，这项交易减少了社会成本，提高了社会运作的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更有利于社会的诚信，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
作为一名律师a>在接受一起法律事务时，首先考虑的是否能收到律师a>费；一般情况下，富人除先付了律师a>费外，还会向办案律师a>提供额外利益，常常优先得到较好的法律服务；现在融资渠道很少，穷人没有钱，很难得到法律服务，后付律师a>费确实解决了他们急需；但获胜后，一些以低收入者，以盒饭为午餐，把使用出租车作为交通工具看成是一种奢侈，并以自己的劳动价值尺度度量律师a>的报酬；认为委托合同收费太高不公平，有些弱势者中有的长期受到不公的对待，其公平观念，极易受金钱的左右，其违约率远高于高收入人群。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在后付律师a>费的委托合同纠纷中，律师a>绝对处于弱势的法律地位；律师a>去法院起诉曾经为其服务过的当事人，里外不是人，心情是多么的复杂和悲凉！而且，常常也得不到社会理解，律师a>不仅物质利益被其侵害，心理上也是个阴影，是个职业的耻辱，再加上手续繁琐，一些律师a>因无奈选择放弃；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律师a>执业几年后，慢慢地失去了对弱者应有的同情心，变的麻木了；可以说绝大多数律师a>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数量和金额差异罢了；律师a>一个一个地渐渐的麻木了，律师a>这个社会群体的堕落了也就不足为奇了；有经验的律师a>尽可能不办某些弱势群体的案件，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是人的天然正义和良心的慢性死亡；著名的为劳工打官司的律师a>周立太就是例证。
深圳精神的判决
福田法院面向实际、不怕麻烦、不回避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深刻领会了法律精神做出了看似平常的判决，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十分可贵；判决书依法确认了律师a>与律师a>事务所的债权转让的合法，判决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在获得约定的法律服务后，以法向付出劳动的办案律师a>支付约定的报酬，以法律的手段调整了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深圳精神的判决。判决的意义，在于明晰、简化了社会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手续、大量减少了执业纠纷，减轻律师a>业运作的成本，更有效打击赖账行为，最终会提高社会效益、维护了公正和社会的诚信度。一位深圳知名律师a>，在调处一起执业纠纷时谈了自己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a>这种职业至少不可能全部实行“ 统一接案、统一收费”，采取债权转让的方式，干净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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