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敏感你敏感──“敏感问题”之法辨
大千世界，问题多多。主体对处于客体地位之“问题”，在认识灵敏性上自然会有程度之差异。因而，社会上存在之诸多问题也便有“敏感”与“非敏感”之分。然而，什么问题算得上“敏感”，什么问题算不上“敏感”，却因判断主体和方法不同而会出现迥异认识结论。原本，认识客体反作用于认识主体之快捷程度，以及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之反应灵敏程度，必然存在快慢之差，敏感问题也只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该是敏感者，自然会敏感，失去敏感性反而成为异常。例如，大凡懂点儿人体生理卫生常识者，都会知道阴蒂对性刺激非常敏感，因为那里含有丰富而又敏感之神经末梢。然而，社会运行之现实则是，有些本不该敏感之问题，却由于种种原因人为变成所谓“敏感问题”，更不得其解者，如此敏感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会遭遇来自主体之回避，且是不约而同。
先是对问题之敏感度进行独断性划分，将本不敏感之常态问题有意敏感化，然后千方百计施以回避策略，这一现象已并不为人所感到陌生。尤其是在常有敏感问题之社会，长期身处其境之人对敏感问题则肯定更为熟悉。可是，敏感问题并非一个有确切定义之专业术语，欲给其规定一个标准化解释，实有巨大难度。不过，将敏感问题置于法治进程之中，以当局对待敏感问题之惯常认定与处理经验作为分析标本，或许具有在法治框架下作一粗略解读之可能和必要。
大凡社会问题，倘若挪至法学之庙，无不与权利义务相关。辩证观之，权利和权力均无小事。与权利义务有关者，无论是与私权相关抑或与公权相关，都是敏感问题，至少权利之享有者或失去者会自觉将其看重。尤其是在法治社会或者企图构建法治目标之社会，私权应受私权自身尊重（私权内在尊重或者相互尊重），更应受公权尊重（私权外在尊重）。私权之受尊重程度与法治之实现程度极其相关，甚至完全可谓之正相关。因而私权享有者更容易发现或遭遇敏感问题，私权享有者对其权利之敏感程度，亦为私权者法意识或法情感之写照，可借此检测法商之高低。
于是，当私权受侵扰时，敏感之私权主体无疑会忆起耶林名言，进而“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斗争样态大致有二，一为私权主体之间互斗互争；一为私权主体与公权主体上下争斗。论风险和胜率，前者常小于后者。假如斗争者苟活于法治不法治、人治不人治之社会时，前者样态下之斗争风险相对较小，因惹民与惹官之后果通常大相径庭。不过，于此种情形，倘若私权主体之间由权利斗争恶化为刑事层次斗争，抑或权利斗争之影响力升级，足以构成较大影响从而殃及政治容貌，则本为私人之敏感问题会演变为官府之敏感问题。此种敏感问题，当属本文所探讨真正敏感问题之一。此类问题从表象观察，为私权主体之间斗争问题，究其实质，此类斗争则往往生于私权受害者与私权侵害者之间。诸如此种问题，比比皆是。有一类群体，人们常谓之农民工，简称民工，民工工资权益、身体权益被侵害之事例，不算稀罕。民工为工资、为人权与雇主斗争，雇主则财大气粗，仗势欺人，一旦矛盾升级，则极易被地方官府界定为敏感问题。
第二类敏感问题，则存在于前文所列权利斗争之另外一种样态，即私权与公权斗争时。因其风险大、胜算小，故私权于自卫反击而对抗公权时，通常会吃败仗，不免一塌糊涂。公权主体要么借助问题之“敏感”而使私权主体诉求销声匿迹，要么则强行启动公权力量镇压私权主张之势，使私权主体输个精光，落得一地鸡毛。所以然者，依旧因问题属“敏感问题”。生在特定社会，长在特定环境，会发觉此类问题不计其数。例如，拆迁法律渊源并不少见，所定权利义务条文，亦发育正常，丁丁卯卯，清清楚楚。然而，拆迁行为中，被拆迁方之权益是否均顺利受到公正待遇，则不便作出非常肯定之回答。一旦失去权益未恢复，则为权利而斗争在所难免，途径不一，上访为多。私权无小事，本应妥贴解决者，因前期未决招致事大，故又转化为敏感问题。此间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之丑恶表演，在所难免。而正是此类拙劣表演，最易惹怒黎民。再如，公权主体对私权有直接欺负而又企图掩盖者，更有理由直接界定为敏感问题。
上述二类敏感问题皆与私权有关，但因公权容颜无光，故非作敏感问题处理不可。其实，还有一类敏感问题，即所谓国家大事。国家历来无小事，故未闻所谓“国家小事”之说辞，只见“国家大事”之修饰。在崇尚敏感问题文化之社会，国家大事，共商者限于极少数人，国民议论自由甚微至无。故此，凡抢夺言论自由而发表国家大事意见者，均被判以“乱说话”之罪名。不该说而说者，必定为乱说。此所谓“不该说者”何？敏感问题是也。当然，欲图学理研究，国家大事之界定则似应采扩张解释为妥。如国家领导人（或称“非地方领导人”）之人定隐私，百分之三百为敏感问题。所谓“人定隐私”，为法定隐私之相对概念。大意可作如下解：本属法律上之非隐私信息（公众人物隐私限制），人人有权知晓，但却被人为界定为隐私，并不提供他人知情之机会，故谓之“人定隐私”。地方领导人亦为同理，无须赘述。
典型敏感问题不外乎上述三类。社会生活中，除典型敏感问题之外，亦有非典型性敏感问题，或可谓之准敏感问题。此类敏感问题多生于非公权主体，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官本位一日不除，则非官府单位必定走官府之路、学官府之样。于是，在非纯粹官府单位，亦存在大量敏感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人命关天，然而在部分企业却无法无天，非闹出一堆问题不可。一旦生事，则以敏感为由极力遮掩，直待无法捂盖时，或许才得以晒上日光，美其名曰某某事件，事件名称亦会以该食品名称取之。
无论何种何类，本不应成为所谓敏感问题。即便为敏感问题，亦应为珍视私权（包括知情权）之敏感问题，本应成为表彰私权主体之赞誉。然而，事实真相却全非，事关私权者，只要不触及公权之容颜，则不会升至敏感问题；反之，有损公权或（准）官府之容颜者，则自然升至敏感问题。因而，本文所谓敏感问题尽管难以定义或不可言传，但又仿佛可以意会。
极其可恨之处在于，敏感问题常被界定者霸占，成为公权者之垄断信息，未经其同意不得获取、传播或者论评。敏感问题之制造者、界定者，常以知晓或者界定敏感问题自居，仿佛谁有资格界定敏感问题，其权力就越大、越是威风凛凛。凡不老实者，即违反保守敏感问题之要求者，即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惹火烧身，后果很严重，吃不了兜着走。此为潜规则。凡触犯此规则者，均为不守革命规矩者，行为和言论均被谓之“反动”，此行为词汇之后再加一“分子”，即为触犯规则者之主体称谓。一旦触犯潜在规则，其私权极易遭遇侵扰，且对此侵权行为不得张扬，应严守保密义务，为只为，此问题又一敏感问题也。敏感问题之制造者，往往有此癖好，于是先将非敏感问题敏感化，后使敏感问题复加、叠加，整出一堆敏感问题。至终，于敏感问题制造者处，制造敏感问题俨然变为其日常工作内容，成为工作量考核之重要指标矣！
敏感问题之思维传染性极强。敏感问题既为敏感问题，又为敏感问题制造者垄断，则媒体不得随意宣传报道。媒体之一丝一动，须听从口令。然而，媒体对敏感问题之辨别，有直接听令者，容易明鉴，但也有欠缺明令者，此时需运用自我把握能力。幸好敏感问题之思维因有极强传染性，受官府影响与操控之媒体，亦渐趋掌握敏感问题判断本领，故大多时候判断行为之推进并无多大困难。倘若判断失误，则必定会遭殃，媒体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之私权，会面临公权直接加害，私有权益、公职权益、雇佣权益或劳动权益于顷刻间会化为云烟。此类现象恐怕难言少见，有媒体人不堪忍受，愤然选择离开，与难以继续忍受敏感问题之风气熏染不无关系。相比之下，网络媒体似算幸运。然而，倘真遇敏感问题，则同样无所例外。敏感问题自然不得发表、不得议论，欺人太甚者，“敏感文化”不限于问题领域，语言文字领域亦有扩散，遂形成所谓“敏感说法”、“敏感字符”，云云。更干脆者，敏感字符与“非法字符”几乎可划出等号。
法治社会，政府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法治尚未生成之社会，政府最大弊病在于疑神疑鬼。握有公权之官府，一旦患有多疑症、多虑症，对人民怀有极大不信任，甚至视为“刁民”或者“敌人”，则其自身威信亦会大打折扣。法治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人民政府”，似与“前怕狼后怕虎”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可以大胆坦白，法治政府无敏感问题。假如非言称有所谓敏感问题者，亦非其自身界定之结果，而为法律所确认者。易言之，凡法律确认之私权，在法治社会均应受到尊重与保护，此为真正之“敏感问题”——私权主体之敏感问题，而非公权主体人为界定之敏感问题！
敏感问题之界定者究竟谁人？较真者有必要将其捉出展示。本文作者向来以胆小怕大著称，然而于诸多环节却又无比胆小，故于此文不敢追问敏感问题之界定者。但是，不得不承认者，乃敏感问题对众生之害，则显而易见。最为滑稽者，“敏感问题”之说已进入公开政治，无论开会发言抑或新闻发布，不少官员大言不惭，张口一个“敏感问题不便说”，闭口一个“敏感问题不便回答”。如此荒唐，可恶至极！
如果时时处处充斥敏感问题，则人之生活行动如履薄冰，国家、国民、民族与社会有何生机可言？有何创新与和之谐说？创新型社会、和谐社会a>，不允许有所谓敏感问题。一旦有所谓敏感问题，即为社会不和谐、民族无创新潜力之典型象征。因此，构建立所谓法治国家、文明社会，自应消除所谓敏感问题！敏感问题多寡与社会文明程度与国家法治化程度成反比，即：敏感文化越浓厚、敏感问题越多，社会越不文明、国家越非法治化；敏感文化越淡薄（或越欠缺）、敏感问题越稀少（或没有），则社会越文明、国家越有法治味儿！
以上寥寥，即为本文结论。由此稍作摊开：并非作为私权享有之言说者敏感，而是作为公权掌握之“定罪”者敏感。一言以蔽之，我不敏感你敏感！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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