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决斗还是决斗司法
近来，湖南郴州的彭北京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决斗书A>》引发热议。彭北京认为郴州中院的判决系枉法裁判，并且违法执行，要求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及执行局长“以原始丛林法则，与尔等决一生死”。原告与被告本来就是利益冲突的双方，败诉方不服法院判决也是正常现象。所以，法律上才设置了二审、再审等程序，就是让败诉方得到救济的机会，防止错案的发生。但是，象这样想重新回到蒙昧时代，以决斗来解决纠纷的方式还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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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纠纷。在远古时代，没有警察、法庭，更没有监狱，解决冲突常用的方式就是“同态复仇”，“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为了减少和避免武力冲突，出现了纠纷的仲裁者。象我国舜帝时期的皋陶，他是靠独角兽来断案，这只神兽它的角顶哪一方，哪一方就败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神明裁判”进一步发展为更讲程序的司法决斗。当事人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持剑决出胜负。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意识到神示的裁判并不可靠，于是发展到证据裁判，法官也逐渐由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中国古代是行政司法不分的，县官兼理司法，县官也是法官。而国外，17世纪英国的**官爱德华·柯克（EdwardCoke）就反对国王断案，他认为“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所以，陛下并不适合进行司法审判。”
从法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由经过职业训练的职业法官来审理案件，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面对纷繁复杂的纠纷，社会需要一个纠纷的终结者，这样就出现了法官。而要法官承担这样的使命，要使判决的结果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执行，就要赋予法院裁判的强制力，赋予司法的权威。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如果法官不能一槌定音，就不会有纠纷的终极解决。
既然，法官的判决是人的判断而不是神的意旨，所以，判决也会出现与客观事实的不符的情况，如当事人无法举出足够有效的证据会败诉，也有的法官会出现错判、误判。但是，这不是否定司法的理由。就象不能因为医生误诊就关闭全国的医院、不能因为汽车会出现交通事故就让它们停驶一样，这是建立法治必须付出的成本。而且，对确实存在问题的裁判，法律上规定了一系列的救济途径，并且还有各种法律之外的监督途径。因此，对于生效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否则，当事人就可以判决不公等理由来拒绝执行，不仅司法权威不在，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也会受到损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克逊**官说的“我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地不可推翻的，并不是因为我作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可推翻的。”其实说的就是尊重司法权威的问题。
彭北京案件的判决，我们看到，本案是1999年就作出了判决，先后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应当说法律渠道够多的了。假设这个判决真的仍然存在问题，他还可以通过申诉由法院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来处理，但这决不是他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理由，更不是他所谓“决斗”的理由。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戈尔与布什谁当总统由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如果可以决斗的话，两位候选人早在白宫前开打了。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决斗司法、藐视司法而是尊重司法、信任司法，推动法治的进步，老百姓的权益才会更加有保障。司法并不是完美无缺，但解决司法中存在的问题，靠的是法治而不是决斗。
（本文PDF版：《盐阜大众报》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五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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