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的社会经验
中国早期的法律教育家孙晓楼提出，法律人必须要通晓基本的社会常识。他认为：“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便是社会的常识。一切法律问题，都是人事问题，都是关于人干的事的问题;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门七件事，所谓吸烟、吃饭、饮酒的问题，所谓住房、耕田的问题，买卖、借贷的问题，结婚、生小孩的问题，死亡分配财产的问题，骂人、打人、杀伤人的问题，偷鸡、摸鸭子的问题，大至国家大事，小至孩童争吵，都是人干的事情。从这些事情里遂发生了许多的法律问题。假使我们能于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加以详细的研究，得有相当的经历，那么当然对于是非的批评，曲直的判断，比较的可以清楚些，周到些；将来于运用法律的时候，不至一知半解，专顾学理而不顾事实。”司法裁判本来就是一种操作性、实用性很强的裁判活动，所以，法官要越老越好，司法裁判的经验要越多越好。从法律适用的过程看，案件决不是“1十1=2”的机械适用过程，如果真能这样，那电脑也能办案了。这如同一个医生给人看病，他是依靠自己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呢，还是按照医学教科书给病人看病？显然，教科书只能是死的教条，而人的经验才真正浓缩了人的智慧，一个好的医生是不会从教科书上抄药方来给病人医病，同理，一名只会纸上谈兵的法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纠纷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所炼就的一些技艺和积累的经验，包括驾驭庭审、参与调查、展开询问、主持调解、撰写判决等往往决定着案件的走向。
比较来看，以“马锡五”为代表的“乡土派法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经验，深入群众，而一些从学院培养的“学院派法官”则习惯于重视理论，严格遵照法律，追寻程序正义。 处在特殊的“转型期”，中国的法官必须善于把经验和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在推进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官必须具有现代的司法理念，居中裁判、严格依法办案、遵循程序正义；同时，为了更好地消除社会矛盾、逐步建立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法官们还必须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社会，法官审理案件应当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以增强其社会阅历和综合知识，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法官所依赖的知识、使用的语言、裁判文书的格式与文风应当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基本保持一致。
比如有这么一个案件，甲与乙是夫妻，两个结怨较深，经多次调解仍不能和好，后甲诉讼到法院要求离婚。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一套两间一厅一厨的住房，两个人均可以在其父母家居住。在分割财产时，双方互不相让，均要房产。承办法官在解决这起纠纷时将两间卧室裁判为一人一间，而客厅与厨房是共同共有，这样的处理结果必然是双方矛盾不断。其实本案完全可以对房产实行评估或竞价的方式处理给一方所有，由另一方付出相应的费用，这样就完全避免矛盾。这说明，法官判案只符合法律的规定还不行，还必须符合基本的社会常识和社会经验。
考察西方法治发展较为完备的国家，我们会发现，法官的经验也非常重要，绝对的规则之治有时也要根据现实加以变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常常考虑为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就借助了必要的经验。在著名的1896年承认“种族隔离平等”原则的Plessy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接受这一原则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法律无法消除人们之间的种族偏见。1954年推翻该判例的判决中，也只是要求政府采取有节制的速度废除种族隔离。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清楚种族偏见是违背宪法精神的，但长期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法院一纸判决就能解决，法官们意识到，缺乏审慎态度的判决虽然贯彻了规则之治，但因其难以执行性，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冲突。
近些年来，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不令人满意，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对人民法院和法官嘲讽的民谣，人代会上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质询在逐渐增多，到人民法院申诉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当事人拒不履行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凡此种种现象都深刻地说明，虽然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成绩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我们的裁判没有充分地让社会公众承认和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没有与社会达成共识，司法的社会性和务实性太差，法律的权威是有问题的。
法官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充分的理解和把握，高谈阔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纸上谈兵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法治社会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公众对司法的遵从和法律信仰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社会现实背景下，法官既要坚持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开展审判工作，并以此来影响公众思维。同样，中国固有的一些传统、经验和方法也还不能丢。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a>，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或中华文化的新的回归，又是传统文化在融入现代法治文明时的一项创新。回归使我们找到了比较务实的传统文化之根，创新则使我们的理念、思想和制度重新焕发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活力。对任何纠纷的解决，司法永远不是万能的，那种试图将社会的各方面或一切领域纳入法律的轨道，认为任何纠纷都可以通过法律这一种办法加以解决是行不通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司法不应当成为首要的选择，而应该成为一种例外。否则，所有社会纠纷都涌到法院，就会使法院工作不堪重负，也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可能造成以落实法律规则以形成社会预期的目的无法实现。
固然，司法是一个专业判断的过程，司法需要高度的职业化、同质化、专业化，而且社会和司法之间也要隔离出一道必须的“防火墙”。但司法的判决结果，最后必然要反馈社会，要接受社会民众的最终检验和验收。为此，中国的司法还要实行专门机关办案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式。否则，完全背离社会预期的所谓司法精英化，就有可能沦落成一种孤芳自赏的司法神秘主义。
只有务实，法律才能走向社会，深入人心。只有经验，法官才能熟练地解决纠纷，法律才有说服人的力量和值得尊重的基础。由我国乡土社会的人文特点所决定，基层法官尤其是基层人民法庭a>的法官的司法理念和思维方式中应与中、高级法院的法官有一定区别，这种区别就是更加强调法官的经验，强调法官对当地的社会习惯、道德水准和舆论、价值观和习俗等社会规范的了解和把握，强调在处理案件时要做到情、理、法三者的和谐统一，做到法律于常识、常情、常理的兼顾。
司法实践是个非常具体实在的活动，我们要反对要么机械地理解现行法律，把现行适用法律变成僵化呆板的教条，要么完全无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精粹，把现行适用法律变成法官裁判案件随心所欲的工具，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的、错误的。法官的务实和经验不是简单的就案办案，它更多的还体现出法官办案的一种方法、技巧和水平，是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两个效果的统一不是应景的口号和权宜之计，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科学命题，要作到两个效果的统一，更多的是要靠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处理案件的社会感悟。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和常识、民情与法律的相悖而导致人们对法律规避的情况值得反思。比如我们的继承法a>规定，子女对父母的遗产有平等继承的权利，而在广大的农村，即便有法律的支持，出嫁女儿与娘家兄弟争遗产时总是“理不直气不壮”， 这不是说出嫁女从法律上诉讼属于自己的财产不合法，而是是由于长久以来中国形成的民情、民俗使然。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只有儿子有继承权，尽管这个传统有问题，但现实情况就是出嫁女争夺娘家遗产，即使有法律上的保护，也很少有出嫁女敢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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