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信息 法院也没办法
有关“法律瓶颈”待解“只有把保密的问题解决好，才能彻底解决信息公开的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来，条例与保密法、档案法等法律的协调也有待加强。
在条例实施中，一些政府部门倾向于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有关信息。此类案件反映到法院后，由于保密法的效力等级高于条例，法院莫衷一是。
根据保密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确定密级。对于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由保密部门确定；在确定密级前，有关机关、单位要先行采取保密措施。
“只有把保密的问题解决好，才能彻底解决信息公开的问题”，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恒分析说，保密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实施的，有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实际，有必要修改。当前保密工作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行政机关定密过于随意，定密权过大；二是虽然保密法规定有解密期，但“保密终身制”广泛存在。他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不单要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需要保密法、隐私法、政府会议公开法、商业秘密法等配套。目前，保密法修订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刘华说，各国立法对“不予公开”信息的规定，主要包括：国防、外交信息；他人商业秘密和贸易金融信息；政府机关获取的个人信息；妨碍执法和司法的信息，如申诉信息、询问笔录、执法记录等；行政机关对内文件、内部人事规则等信息；行政过程尚未确定的信息，如各类待讨论事项等。除此之外，其他政府信息应尽最大可能予以公开。
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遇到了申请公开历史政策文件的问题，其中包括申请公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房地产政策等。刘华认为，规划、房地部门较早时期所形成的政府信息，存在供地方案、划拨决定书等用地手续缺失、市政重大工程报批、规划调整等手续不够规范等问题。需要引导群众的是，这里强调的是依法公开政府信息，而不是重新审查以往行政行为是否规范。“公开不规范的政府信息可能引发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行政机关依法该承担责任的还是应该承担。正是这一过程最能有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还有这样的案例：一些当事人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被政府部门告知与其“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不予公开。一些当事人行政诉讼到法院后，也有法院以这样的规定为根据，不予立案或者判决原告败诉。
比如，上海律师严义明曾多次申请与自身无直接利益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4万亿投资走向。“如果对申请人身份加以限制，将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意义”，在他看来，“事实上也很难设立门槛，政府信息属于公共资源，人们都会说与自己的生产、生活、科研有关。就拿4万亿来说，可以说它跟每位中国公民都有很大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的做法，就印证了严义明的说法。沈岿曾在2008年5月，与另两位教授一起，就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问题，向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交通委、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他说：“我们特意在申请书里写明，我们经常经机场高速前往首都机场，并提供了收费票据，说明这和我们的生活有关；同时，作为法学院教授，这也与我们的法学科研有关系。”□（作者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程义峰秦亚洲陈冀杨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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