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共欣赏
这真是一个异常的年代，气候异常，人类说话也异常。前些日子北大出了个孙教授，“很负责”地说上访的访民百分之九十都是有精神病。8月26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主任孙霄兵作客新华网a>时称，他不替成“上学难，上学贵”的说法，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对此，我不敢发表什么评论，因为连全国人大代表都不吱声的事，咱一介“屁民”还有什么资格评论。现在只是原文引用2009年8月29日的《法制文萃报》转发的署名为鱼烟罗的文章，供大家欣赏：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昂贵，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支付能力来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据统计，不仅是穷人家的孩子，来自于中间阶层的学子，也为高昂的学费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这样的话孙霄兵司长肯定不会认同，因为他不赞成“上学贵”的说法，并认为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必须承认，孙司长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个人和家庭的“分担”应该是一种可承受的消费支出，而绝非是倾其所有。当前不争的现实是，很多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而背上沉重的教育消费负担，还有不少家庭因教育投入太多而返贫。如果按照孙司长的逻辑，似乎不能怪大学学费太高，而只能怨我们太穷。可问题是，既然我们都这么穷，大学收费为什么又这样高呢？
媒体曾报道过一则让人感到悲凉的新闻：浙江传媒学院大二学生巫小宾，新学期带了5000公斤橘子到杭州，打算用卖橘子的钱交学费。5000公斤橘子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意味着一年来全部的辛勤耕耘和汗水，意味着全家人一年的基本消费，吃饭穿衣 、看病、养老都要指望这些。可这些收入却全部要“兑现”成学费，请问孙司长，这样的“分担”是公平合理的吗？当教育消费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负累，当许多家庭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交一年的学费，我们就不能只去抱怨劳动力的廉价。
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途径，应该是一种公益性事业。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教育收费应具有合理性、公共性等特征，以满足老百姓对社会公平的需求。教育部官员不赞成“ 上学难、上学贵”的说法，学费何时才能降到公众能够承受的水平呢？
说到这里，我想补充几句：咱们用于拉动内需的4万亿人民币又有多少用于教育投资呢？并且咱们国家现在富得流油，每年的“三公”消费令所有资产主义国家的“公仆”们都吃惊得要命，咱就不能堵住官儿们的那一只臭嘴，省下三千多亿人民币的吃喝款，再栓牢官儿们和他们的妻妾们的后腿，省下三千多亿人民币的旅游款，用于关系到国民素质和国家未来的教育吗？
还是在同一张报纸上，我看到署名为叶祝颐的文章《3元养老金，养人还是养蛐蛐？》。说的是“海南文昌市一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通知单的照片显示，当地农民养老金发放标准竟然是每月3元钱。”并且“根据当事人余亚英的丈夫介绍，曾担任过生产队长的妻子还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领取这份养老金的农民。”“据报道，黑龙江省领取农民社会养老金的4万余人中，每个月只能领到几毛钱养老金的占到四分之一，半数农民只能领到五元钱，起不到保障作用。”
文章评论说：参加“老农保”的农民缴费低是事实，但当地政府总不能拿几毛、几元钱忽悠参保农民吧。与低水平的“老农保”相比，“新农保”不仅缴费基数较大，也增加了集体补助与政府补贴的部分，农民养老金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新农保”、“老农保”的问题上，地方政府能否统一标准，而不是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当地政府对“老农保”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体现责任担当，主动修补“老农保”的制度缺陷，根本不会闹出“3元钱养老金”的这样的笑话，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文昌市的农村养老保险机构为何还要给余亚英老人办养老保险呢？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政绩。近年来农村养老保险在很多地方得到迅速推广，相信文昌市也不甘落后，为了迅速提高参保率，显示出本市推进养老保险工作的成果，有关部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余亚英老人入了保险。也就是说，当地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关心的，可能只是文昌市的参保率。而只要参保率提高了，花名册上的人头多了，文昌市有关部门的工作，在上级的眼中就合格乃至出彩。
写到这儿，我又想说几句，官员要政绩是应该的，因为有了政绩可以升官，升了官可以发大财。可这个政绩要建立在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不能闹出这样的“笑话”，让人哭笑不得，这年头每月三块钱的养老金，真是连养蛐蛐都不够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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