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怎能嬴官司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该院受理的农民工申诉案件，据说是因为没有“证据”，多数以农民工败诉告终。试想，如果这些农民工胜诉，受诉法院有能力执行这么多的判决吗？此类现象并非北京独有，其实并非是真正因为没有证据；而是，滞后的司法体制产生的“执行难”，束缚了法官做出维护原告权益判决的手脚。具体的说，法院做出民事判决后，尚需耗费判决数倍的人力物力，去执行做出的判决，目前，法院的执行能力确实有限；为了不使做出的判决远大于执行能力，法院不得不从立法和司法二个环节保护自己；前者是通过制定奇奇怪怪规定（《立法法a>》没规定法院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权力），对案件进行过滤，从立法上减少执行的压力；后者，是通过立案审查，尽可能不立或少立案；审判时对诉求者的证据、实事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采用严格尺度；尽可能的驳回，能少判则少判，免得产生执行的麻烦。“事情明摆着就是那样”仍要提供在证据证明，原告败诉已成常态，只是弱势群体农民工败诉更加惹眼罢了。
有些人认为农民工强化法律和证据意识，便能避免败诉；这种观点于过表面化；如果农民工的法律和证据意识过高，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者按照法官的要求和思维方式收集证据，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也没有必要，更不可能办到，何况有些案件，法官要求的所谓证据根本就不存在或无法进行固定。
第一、人的方面是不可能办到的。为确保自己权益不受侵犯，农民工在开始工作前即与用人方充分磋商，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合同，并保存各类单据、文件，对相关的重要活动和电话进行录音或录像带。他或许应在某些文件上写几行字，简要点明来龙去脉。总之，这位农民工至少需要具有一定的文秘、法律和IT知识。到这一步，这位农民工如果还不是白领专业人士，至少也是一个按程序办事、注意细节完美的工业人了，民工要都具有这样水平的话，农民工也不再是农民工了，中国至少从“世界工厂”升格为“世界办公室”了。
第二、物的方面，也做不到。要完成收集可能在维权中有用的证据，相关是设备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把文件按内容放入不同信封，或一个夹子，相关可能的电子证据要刻录成光盘或保存在U盘里，然后将它们放在箱子或柜子里，这些箱柜还要放在合适地方，需要时一找就能找到，还得记住了时时更新。可现在的民工，多数是住在工棚里，除了老板提供一张床之外，身边多无其他财产；由于高昂的房价，即使白领的住处也普遍的狭小，只能容纳一些生活必需品。对于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中国劳动者，保存证据很难办到。
第三、无证可举。不要说农民工缺乏收集、保存证据的意识，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有证据意识的律师a>；如果某一天早晨，老板在门口口头通知你，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又不出具任何书面字据。在法庭上，你主张被无故辞退，要老板支付赔偿金；老板说你，无故不来上班是自动离职，反要你赔偿损失。按照“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就此主张进行举证”的司法规定，你必败无疑，因为，此类案件，根本没有能固定的证据，来证明“此主张”存在。
典型判决。北京有个员工，状告老板无故口头辞退，诉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老板反告员工自动离职，反诉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合同是对方解除的，劳动合同没有解除，驳回双方的请求。原、被告均不服判，诉至中级法院，均称劳动合同已被解除，且是对方违法解除，要求赔偿；二审法院审理后，对案件是非和争议的焦点，究竟谁解除了劳动合同避而不谈，认为劳动合同解除，但均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驳回双方上诉。当事人耗费了人力物力打了一年多官司，什么都没有解决，回到了原点；中级法院虽然对上诉作了改判，仍没有正义和是非，二级法院判决的精髓是减少法院执行的麻烦，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案件事实非常简单，即使在三千年前西周时代，用最原始的审判技术“五听”，也很容易分清是非，如今反搞不清了；说真话的一方，会怀疑贪赃枉法，说假话的一方，会认为人民法院无能；面对此类裁判，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怎么能不对高法的报告投反对票呢？这本应该是一件荒谬的事，竟然被作为案例指导登在官方媒体上，真令人啼笑皆非，或许现阶段真的需要指导没有“经验”法官学会怎样踢球。
假如农民工具有法律意思，首先不会安于农民工的身份了；对发展经济有贡献的“功臣”老板，严格执行法律会影响投资环境；法院做出判决不执行或没有能力执行，矛盾会集中到法院，或许还闹出其他的乱子，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发展“；多数败诉的农民工，大概或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心里还是怨恨；或者，性格暴烈者，会演变成暴力；有少数具有法律意识耿直的汉子，面对荒谬的裁判，怎么也厌不下这口气，找更高级部门上访去，然后再去北京，最后被遣返原籍。
是不是败诉就只能上访？在体制缺陷没有扭转前，农民工还有没有可能打赢官司的出路？——有的，那就是，产生于现实行之有效的风险代理，风险律师a>会按照现行的机械的司法游戏规则有所作为；但又有点“过度”的杀伤老板，这种杀伤应该是必要的，因为改善人权和社会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它比起上访，甚至暴力要更温和、更文明、更法治、更秩序、更合理。比起组织自由工会要更简单、更可行、更具有中国特色，也更符合国情；这种自我保护力度，要比起容易被收买的敷衍了事的行政官的保护，要高一百倍。律师a>向劳动者提供风险代理法律服务，不是因噎废食的一禁了之，而是引导农民工提高守约意识和诚信！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度，增强国家的法治水平，达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广东世纪华人律师a>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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