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金案”：司法部门应保持足够冷静
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坚守中立，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禁止外商以任何形式投资从事网游运营
重庆高院防腐 执行权一分为四
武汉大学副校长副书记涉嫌受贿
行政强制法征得意见3707件
“最牛网骗”骗180名女网友上床饱受争议的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拣金案”画上句号——10月10日，公安机关把一纸“撤案决定书”交到梁丽手上。此前，300万元金饰的失主曾明确表示不会追究梁丽的责任。这意味着梁丽不再因“拣金”而被法律追责。
不过，有关“拣金案”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拣金”行为的法律性质，另一则是媒体在此案件中是否有越位之嫌。对于正逐步完善的中国法治而言，这两个方面的争论都有现实的必要。而后者，则更具现实意义。
有人说，这是媒体的胜利。与此前一些媒体密切关注、舆论广泛参与的案件相类似，媒体自始至终都是“梁丽案”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们成为与司法对话的舆论“陪审团”。
“梁丽案”一年间，在司法沉默、专家激辩的情况下，媒体报道成为民众对“梁丽案”进行法律、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梁丽困顿的家庭背景，梁丽身染重疾，梁丽是否会获得国家赔偿……从媒体关于此案给梁丽及其家庭所带来的令人同情的遭际的报道中，民众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在“梁丽案”上，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断，我们无从知晓。但倘若就此总结为是媒体的越位，这恐怕并不公平。毫无疑问，法律是神圣的，但法律从来不会自命神圣，而拒绝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公平地审视具体的案件，达到合情合理的结果。关键在于，司法机构如何避免受舆论影响，如何在汹涌的、有倾向性的舆论中坚守自己的判断，如何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保持客观公正。
的确，在一些案件报道上，有些媒体出于市场化、功利化的目的，不顾案件事实，道听途说，夸张细节，干扰司法程序，甚至用愤怒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用道德的判断代替法律的分析，这都需要媒体自省，更多地变“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媒体没有司法权，它虽然可以对案件发表评论，但它能否影响司法，则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采纳其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保持中立。无论是“梁丽案”，还是此前的一些案件，都在启示我们，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司法部门都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既要勇于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信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同时更应该保持自身中立，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郝洪）
最新消息：深圳公安机关正式撤销对清洁工梁丽“捡”金案起诉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