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飙”的全运会，“发飙”的国民
国人的脾气越来越坏了，公庭广众之下的全运会几乎成了发飙会，有柔道亚军怒踢广告牌狂骂：“太黑了”；有在记者会放言：“我拿 的是银牌，但是我觉得我才是冠军”；有双方观众群殴的，有狂奔150米追打主裁判的，有赛后在场上继续站立拒绝退场的……
有人评论说：“为什么每次全运会这么多发飙的，而奥运会上却极少？原因很简单——公正！奥运会是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即使输了，也口服心服。反观全运会，各式各样的“内定”、“黑哨”、“黑腿”充斥着赛场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被暗算的选手心平气和地向对手表示祝贺？
同样“发飙”的还有许多全运会以外的国民，比如那个代力，为了不服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竟然以身试药；比如那个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得了职业病，居然开胸验肺。前些日子又出了一个孙中界，为了伸冤居然要断了自己的手指；更早一些的还有杨佳，为了给自己讨一个说法，竟然大开杀戒，一口气砍死了六个警察；还有瓮安、陇南等地一些老百姓则集体“发飙”，烧政府的楼，砸官员的车，几乎要翻天。
有些政府官员说，这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太差了。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同是中国人，香港大街上极少见到有人争执发飙，因为那里健全公正的制度设计几乎不给你任何发飙的机会。在你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你很容易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讨回公道，如果你遇到警察野蛮执法，你不用发飙，投诉会帮你把他收拾得服服贴贴；如果遇到有人欠债不还，你也不用提刀上门讨债或表演“跳楼秀”，法庭会帮你拿回每一分钱。
而大陆，我们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又是如何执法的呢？上海的钓鱼执法所暴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前不久一个驾驶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天傍晚他送货回来，路过一个县城，交警摆手拦住了他的车，径直走到驾驶室边上，说了一声“超载”，就要开罚单。那位驾驶员说，我这可是空车呀？弄得交警十分尴尬。于是交警绕到车后，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啪”地一下把货车尾灯砸坏了，然后说了声“尾灯不全，罚款两百”。驾驶员知道遇到“狠”的了，求了半天情，才交了一百五十元，没要发票，开车走人。
2009年9月山东淄博的一个区法院办理的一个叫魏**诉山东天福制药厂债务案件，天福制药厂说安徽的一家公司欠他们的钱，那家区法院便通知安徽的公司还钱。安徽公司提出异议称自己不欠钱，可那家区法院硬是跑到安徽把人家的钱划走了。因为这家安徽公司是案外人，连申诉的权力都没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说，这天福制药厂幸亏没说银行欠款，如果说银行欠他几百万，这法院连审都不用审，就可以跑过来抢钱了。
同样是中国公民，大陆这边的老百姓遇到野蛮执法者，只能“以身试药、开胸验肺、断指喊冤”，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也就只能学杨佳了。你要申诉，他们会让你跑断腿、跪烂膝，也没人理你。你要上访，那边有截访公司，他们会让你“被失踪”、“被自杀”……。
写到这里，我已觉得无话可说了，再写下去这贴子就可能会被删了。许许多多的蒙冤者也只有站在电视机前，冲着那些在各种会议上唱高调的高官们发飙：别放你娘的狗虚屁了，你们这些口是心非，男盗女娼的东西……。
发飙其实是很可怜的，因为它是弱者最绝望的反抗。并且这种最绝望的反抗往往会引发许多“突发事件”，让“维稳”者防不胜防。更可怕的是，这些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而生出来的怨恨会在社会的各个环节上传染，你对我发飙，我对他发飙，大家都不断寻找下一个了气筒，于是大家都变得穷凶极恶，但大家又都觉得很委屈。
发飙，它与中国人的素质无关，只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只与缺少最起码的公正有关，只与设计这个不合理制度和肆意破坏最起码的公正的权力者有关。
1、参阅文献：《全运会“发飙”是国人素质差吗》，作者：李铁，2009年10月29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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