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56岁的长沙市民邓建平患上了绝症——运动性神经元萎缩症，从此生活在生不如死的极度痛苦之中，经过数次墙、跳楼，都自杀未遂。在记者采访中，他吃力的写下了“谋求安乐死”的心愿。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邓建平还得在极度痛苦中等待死亡，而他的妻儿，也得陪同着接受煎熬。对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已经由来已久，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然而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让安乐死合法化，一些国家也开始让安乐死有条件的合法化。笔者对于让安乐死有条件的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化也持赞同态度，为此，笔者试图从法律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我国现行的法律不允许安乐死，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将予以刑事制裁，而作为病人，却迫切希望安乐的死亡，早日结束痛苦，这实质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病人应有解除痛苦的权利，这是私权。私权的行使在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时候，就不应当被禁止。也就是公权不应该过度干涉私权的行使。
安乐死在我国目前之所以不被允许，也是担心合法化后被滥用，成为逃避救助义务，遗弃甚至杀人的工具。从法的价值来说，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需要。同样从病人角度来考虑，病人有摆脱痛苦，抉择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法的价值位阶原则中，自由是优先于秩序的。何况，任何权利的滥用都会造成不利的后果，政府不应该讳疾忌医，而应该拿出勇于担当责任的勇气和魄力，既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同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审查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防止权利被滥用，将损害降低到最小化，这也正是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比例原则。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而我国现阶段，从有关调查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赞成安乐死；身患绝症的患者，更是希望安乐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则，也有必要有条件的让安乐死合法化，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
安乐死之所以被反对，也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息息相关。的确，法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道德的状况制约着法的发展。但在倡导生命至上的今天，也更加讲究生命的质量和尊严。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观念，面对在痛苦中煎熬，已经求生无望患者，固执的禁止他人予以援手，让患者生命体味着一点一滴的痛苦中死亡，这难道也是一种道德吗？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相反，笔者认为对现有条件下救助无望、生不如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我们知道，犯罪行为都具有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一种恶意的不道德行为。然而，在患者的同意下，出于善意的帮助而对救治无望的患者实施安乐死，并没有对任何人产生危害，相反，应该承认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对医疗行为不能片面的理解为救治，也应该包括消除痛苦），患者的同意也应构成阻却违法性的事由。
安乐死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但也绝对不能排除它的积极作用。因此，立法者应该尊重生命同时，也要考虑其特殊性，而不能漠视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站在更加理性的高度，以负责的态度和勇气去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集体意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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