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表述被篡改 聊城贪腐案惊现最牛"技巧笔录"
物。“技巧笔录”甚至比刑讯逼供的后果都要严重。刑讯逼供中，讯问人员至少还知道让嫌疑人自己“说话”。“技巧笔录”则不同，讯问人员不管你说什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嫌疑人的口供制作笔录。律师孔永才和杨学昌看到当事人在检察院侦查阶段的同步审讯录像，是在一审开庭之后。
“惊呆了！”他们用这样的词语形容自己看完录像后的感受。
“多盘录像实况和笔录不对应。惟一一盘能前后对应的录像，当事人的表述原意被完全篡改。”孔永才说，“以往，检察机关办案时，为了让多方当事人表述一致，在做笔录时，常常会在不改变表述原意的情况下，对个别字语作简单变通，业内称之为‘技巧笔录’。但出入如此之大的‘技巧笔录’，还是第一次看到”。
然而，就是这些被孔永才和杨学昌称为史上最牛的“技巧笔录”，最终被法院采信，由此，案件当事人刘士珍被指控的行贿罪名成立，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两位律师再也坐不住了，在法院判决的当天，他们就连夜将笔录与同步录像内容相左的部分一一整理了出来。“技巧笔录造成冤假错案的危害猛于刑讯逼供，此案中出现的反常状况一定要给司法实践者敲响警钟。”孔永才说。
因由聊城第一贪腐大案
准确地说，刘士珍就是个包工头。跟所有建筑领域的贪腐案一样，她的行贿对象是掌握大量建筑工程的山东省聊城市房管局局长潘洪才。一个给工程，一个就送好处费。
或许就是这种常规的没有任何悬念的“场景”设置，使得该案从潘洪才被捕开始，就朝着行贿和受贿的路线展开侦办。
潘洪才受贿一案是近年来聊城第一贪腐大案，备受媒体和社会关注。据坊间传言，潘洪才一落网，在聊城“谋饭”的建筑商和开发商就在一夜间“人间蒸发”。最终落网的行贿人少之又少，刘士珍是其中之一。
然而，潘洪才一案，因其妻案发后逃往国外，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不便。今年1月19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潘洪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因潘洪才当庭翻供、证据缺乏等原因，法院一时难以判决。
据检察机关第一次起诉指控，潘洪才共受贿1028万元，另有600余万元家庭财产来源不明。从起诉书上看，潘洪才的巨额受贿款中，其中有779万元来自阳谷县谷山建筑公司，而刘士珍就是挂靠这家公司承揽业务。
“面对潘洪才一案的审判受阻，办案机关势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刘士珍，这样才能最终让潘洪才一案盖棺定论。”孔永才说。
然而，刘士珍一案的审理依然困难重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证据不足。
据相关法律文书显示，刘士珍自2007年11月被高唐县人民检察院批捕后，直到第二年6月才移送高唐县人民法院起诉，接着该案两次被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卷；今年7月4日，该案又因期限内检察院没有提请恢复审理，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出一审判决。
判决书称，刘士珍以山东省阳谷县谷山建筑公司名义，未经合法招标程序，承建聊城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属公司所开发小区的室内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工程，谋取不当利益，向聊城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潘洪才及其妻子赵金枝行贿共计984.76万元。
一个半月后，也就是11月2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潘洪才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潘洪才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死缓。
对比刘士珍的判决书和潘洪才第一次起诉书可以发现，两个案子的行贿金额和受贿金额是对不上的。孔永才说：“其实，这两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翻来覆去很多次，对不上的地方太多了，办案机关也说不清来龙去脉，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证据不足。”
孔永才认为，办案机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在口供上下功夫，于是才出现了审讯同步录像和笔录内容完全相左的“技巧笔录”。
焦点是技巧还是冤假
据检察机关指控，潘洪才“关照”刘士珍的工程业务有两块，一是室内安装工程；二是室外配套工程。
“在承揽第一块工程时，刘士珍承认按每幢楼房两万元的标准给潘洪才的老婆赵金枝感谢费，总共给了24万元；而针对第二块工程，刘士珍自始至终坚称，这个工程的真正承揽者是赵金枝，她只是赵金枝的‘托’而已。”孔永才说。
“技巧笔录”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点上。
在表述刘士珍和潘洪才的关系时，录像显示刘士珍的口供是：“潘洪才对工程说不清楚，赵金枝能说清了，我一回也没有见过潘”。
在讯问笔录上却成了：“潘洪才有权决定工程是否交给我干”、“因为我揽这些工程都是潘洪才给的，没有赵金枝和潘洪才，我一个工程也揽不了”。
在涉及室外配套工程的实际出资者时，录像显示刘士珍的口供是：“赵金枝说，‘我出资金，你干就行’，只要没钱了就找她要，3万、5万、10万的给”；“有时她(赵金枝)给钱叫存上，光现金就有10万、30万的”；“本来说就是她(赵金枝)的工程，不找她要钱找谁”；“她(赵金枝)说她拿钱，只要是用钱就找她要”。
在笔录中却成了：“赵金枝说不要紧，钱不够她可以借给我”；“赵金枝只负责让潘洪才把这些工程给我，其他一律不管”；“赵金枝给的钱或存折，是为了让我帮她存钱，转存或买房，不是为了让我干工程用”。
在针对其中关键证据——存折的去向时，录像多处显示，刘士珍交代存折被她烧了。但在笔录中，却成了“这些存折我给了赵金枝……”“赵金枝的这些钱大部分都陆续转到赵宇春名下，转完后这些存折给了赵金枝”。
……
据孔永才反映，此类录像和笔录意思完全相左的地方多达几十处。从录像的内容看，室外配套工程的真正承揽者是赵金枝，那么照此推理，在这个项目上就不存在刘士珍行贿了，而是潘洪才以权谋私，通过老婆承揽工程中饱私囊；但如果根据笔录的意思，那就是刘士珍通过潘洪才和赵金枝承揽该工程，然后斥巨资行贿。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罪与非罪的关键所在。
“录像反映的情况是真实客观的，因为室外配套工程价值不过2689.9万元，检察院指控的行贿金额高达960万元，这显然有悖常理。刘士珍也曾反问，‘亏了老本去行贿，我吃饱了撑的’。”孔永才说，“刘士珍曾交代，她帮赵金枝打理该工程的回报是赵金枝给了她两处房产，但这些也根本没在笔录里体现出来。”
回应录像和笔录“没有什么关系”
“讯问全程同步录像主要用来防止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跟笔录具体内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做笔录是根据案子的具体情况来做的。”本案检察员、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吉顺说。
针对记者提出的“技巧笔录”一事，郭吉顺表示“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他的理由是“办案人员与双方(行贿和受贿者)都不认识，没必要这么办”。他解释道，“我们在审讯中，录像的时候不一定笔录，笔录的时候不一定录像，讯问录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录音录像”。
于是，记者提出要观看被质疑的这段讯问录像。郭吉顺以“案卷都在法院”为由表示拒绝。记者随后赶到了高唐县人民法院。该院研究室的负责人在“请示了领导”后表示，“领导说了，既不能看录像，也不接受采访”。
无奈之下，记者在当地政法部门找到了几位深知内情的工作人员。他们向记者透露：“在潘洪才巨额受贿案中，刘士珍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如果她的定性出现问题，那么潘洪才的受贿金额就要严重缩水。”
“如果这个案子办不下来，对上对下，都太没面子了；还有该案巨额非法财产被没收后，一部分将作为办案经费返还，这牵涉到办案机关的部门利益。”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基于这两方面原因，在该案主要案情不明、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口供‘做实’”。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明确规定，“录制的起止时间，以被讯问人员进入讯问场所开始，以被讯问人核对讯问笔录、签字捺印手印结束后停止”。
流程还规定，每次讯问必须有一个录制编号，当次讯问涉及的全部文书材料及录制资料均须对应此编号。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但能监督办案人员的不正当取证手段，还可客观反映当事人的讯问陈述，免得此后在法庭上翻供。”山东大学法学院黄士元博士说，正是因为讯问同步录像完整真实地记录了讯问全过程，因此它对于讯问者和被讯问者来讲，都是一种有效监督。
黄士元认为，同步录像和笔录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是错误的。“笔录是对讯问的真实记录，最高检的‘流程’也明确规定，讯问的全部文书和录制资料必须对应一致。也就是说，法院开庭时，可根据需要公开所有同步录像，以印证笔录的真实性。”黄士元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同步录像是监督‘虚假笔录’或‘技巧笔录’的制胜法宝。”
警示危害甚于刑讯逼供
“技巧笔录”是目前“重笔录、轻证据”办案理念下的必然产物。一些法学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这个观点。
“‘技巧笔录’的产生由来已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年来嫌疑人口供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嫌疑人一旦被确立，其口供就成了案件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在法院审判阶段，如果没有口供，即使其他证据已经充分，但法官一般也不愿定罪。”黄士元说。
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侦查领域的投入还不够，侦查技术水平较低，这些原因也使得侦查机关不得不依赖口供办案。”
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官告诉记者：“‘技巧笔录’甚至比‘刑讯逼供’的后果都要严重。刑讯逼供中，讯问人员至少还知道让嫌疑人自己‘说话’。‘技巧笔录’则不同，讯问人员不管你说什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嫌疑人的口供制作笔录。”
黄士元则认为，“技巧笔录”不仅严重侵犯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导致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公正，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使无辜者被错误追究。为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必须规范讯问程序，杜绝“技巧笔录”。
在今年年中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也曾强调：“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
黄士元认为：“要杜绝‘技巧笔录’，办案机关必须加强对讯问过程和口供录制的有效监督，向办案人员及时灌输‘疑罪从无’的办案理念，积极推进‘证人出庭制’，在实体与程序上体现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真实性。”（记者 余东明 姜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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