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非理性维权之痛
观察中国当下之情形，在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快速地觉醒并茁壮地生长着。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一系列非理性维权事件却给世人敲响了警钟。为了证明自己身患尘肺职业病，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不惜“开胸验肺”；在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证明自己不是“黑车”司机，一怒之下自断手指以示清白；成都市民唐福珍因抵制房屋拆迁而自焚身亡；宁夏农民工王斌余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还遭到打骂，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一桩桩带有悲剧色彩的维权案件，牵涉对象无一不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无一不是由于舆论的介入，或者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或者引发了全社会的深思。不过，如果将目光投向这些“小人物”因维权而付出的昂贵代价，难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壮：他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让身体永远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和疤痕。
维护权利的最好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能点点滴滴、持之以恒地对个人权利反复坚持。作为一个受害者，谁都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尤其不应该用暴力来反对不公正，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自己也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
生命或已逝，权利何所归？一件件非理性维权的悲剧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体性的暴力还是群体性的激烈行为，都早已被证明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方式，只有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维权行为，才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响应，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更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当然，面对诸多的非理性维权导致的悲剧，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深刻反思。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理性维权已成为弱势群体享受不起的“奢侈行为”，因此，理性维权，不仅是公民所要学习的，相关部门更要为其创造好的条件。公民理性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毋庸讳言，当前过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让许多维权者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望而却步。以工伤维权为例，有专家计算过，将所有的程序走一遍大概需要3年9个月左右，大多数受伤农民工无法及时得到赔偿，而且很多农民工因为自身法律知识欠缺，导致法律维权难上加难。再比如民工讨薪，要经过多道程序，时间长还未必有效，因此，一些农民工干脆放弃通过正常渠道讨薪，而采取跳桥、跳楼、绑架等极端手段来讨公道。当维权的成本超过了维权者可承受的能力时，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济的表达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简化程序，降低维权门槛，降低维权成本，是政府部门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
必须建构弱势群体维权的“绿色通道”。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官员常常把直接向上反映问题的群众视为“刁民”。事实上，这在理念上已经堵死了普通民众的理性维权的通道。因此，如何让广大百姓更为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诉求，如何更为实在地让他们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如何避免制度救济通道的失灵，这对于化解非理性维权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首先为维权群众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条明路，解决维权方式、维权思路上的信息不对称；其次，要畅通理顺已有的公共维权的渠道和机制，加大监督问责力度，让相关责任部门在面对群众维权时，不能也不敢推三阻四、冷漠无情；再次，从体制上找症结。时下，由非法、暴力拆迁所引发的暴力维权事件接二连三。野蛮拆迁方往往是拥有权力和资本的强大团体，遭受损失的一般是普通百姓，而此过程中大多是“开发商在前”、“政府在后”，老百姓处于弱势。这一切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对于化解非理性维权现象将会起到重要功效。
令我们欣喜的是，在民主法治进程中，政府依法行政正大踏步前进。越来越多的施政者明白了公权力的运行规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知悉了公权力是有边界的，而非“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式的为所欲为。同时，当为打造法治政府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开始运作，当“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成为头顶利剑时，政府的行为日渐变得规范，“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的“三拍决策”行为，正逐渐被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和听取民意制度所取代。
依法行政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近年来，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因污染项目引发的环境维权事件，从2008年厦门PX项目引发的“散步”，到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市民理性维权前听取民意等等，都表现出公民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也表现出政府部门对民意的尊重。
我们更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在理性维权面前，公民与政府实现双赢！ （孙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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