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当自杀成为博弈的武器
2009年12月1日，四川成都拆迁户唐福珍因抵制拆迁自焚最终抢救无效身亡。这是一个月内在中国土地上第二位以生命同强制拆迁相抗争的普通百姓。自强制拆迁制度实施以来，伴随着轰隆隆的挖掘机声，类似的悲剧一直在上演。（《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24期）
2001年，为适应城市急剧扩张的要求，国家制定《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权，而今，作为一个符号，唐福珍必然成为这个已经实施了8年的规定最悲情的注释。
我们原本无意关注的个案，竟然成为2009年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成为互联网上一个民意汹涌的公共事件，这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当自杀已经成为博弈的武器，法律将退向何处？
现代法律制定的本意和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文明、构建秩序、解决纠纷，关爱生命，现在，一部执法者声明“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拆迁执行，却导致了一个鲜活生命的惨烈逝去。当拆迁户声称要保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最终拿起的却是燃烧瓶。这到底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法律的悲哀？
唐福珍事件中，笔者不愿对其房屋拆迁本身的对错作出评价。笔者更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个生命的代价？
拆迁固然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笔者也不愿重提那个被奉为经典的美国“最牛钉子户”伊迪丝-梅斯菲尔德的故事，毕竟，照搬西方的一套未必就能 “水土皆服”。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在当前我们的死刑执行都要推行人性化的注射方式的环境下，在一个试图维权的鲜活生命面前，时间和经济，是否就那么至关重要，重要到连停顿下来做一下安抚工作的时间都不能浪费？重要到要瞬间就要让一个人结束宝贵生命为代价？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知道“唐福珍”在自焚前是何种力量促使其自焚，这种力量大得如此令人恐惧，令人感慨，令人悲伤。房屋固然安身立命，但是没有了生命，永别了相濡以沫的亲人，那空空如也的房屋又有何意义？
作为一个新闻阅读者和偶尔的写作者，我不知道“唐福珍”算不算一个“钉子户”，但是这种长期约定俗成的叫法倒让我有一种深深的痛楚，这种奋不顾身点燃汽油自焚的悲壮方式，倒像是一个用生命作为代价的“钉子”，深深扎入每一个新闻阅读者的眼中，扎入“拆迁”这个充满了时代特色的词汇心脏，扎入每一个关注社会民生的人心里，撕心裂肺地疼。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同样不知道“唐福珍”这个名字是否将能在《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或者废止中留下些许痕迹。但是，在一些房地产商一边大赚钞票一边仁慈地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声音中，在这个我们用尽全力去构建法律关怀和人性关爱的社会里，立法机关能否一次彻底修正一下那些“互相打架”的法律法规a>，为我们的执法提供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和依据？能否对这部直接关系到房屋这样重大的公民财产的处理，采取一个更加审慎而科学的态度？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