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法院告进德
张进德博士不仅是我的友好同事和诉讼搭档，还是我的山东同乡和华政校友。我俩的私交一直很密切，他称我阿耿或绍章，我称他进德或砝码。尽管不能天天在一起，但自相识以来，每天总会有电话连线或者短信来往。为此，双方配偶经常感到“很吃醋”，甚至觉得我俩关系不寻常，可能是对同性恋。
关系确实不一般，但还不至于——似乎也不可能——发展到恋情。可是，这么“哥俩好”的交情，我却仍感不知足。这几天，我在反复琢磨着，想去法院一纸诉状把他告了！
如此相好如此“铁”，凭什么要发神经地起诉他？说来话长。2006年，因为“同价不同票”，我状告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状告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那是我第一次当原告打官司，两宗起诉的被告都有铁道部，这么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我聘请进德当我的代理人，显然是看重了他的人品和能力。作为回赠，在他当年起诉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时，我也友情出场，做了他的诉讼代理人。在委托授权书上，对于他该干的活以及怎么干，我写得明明白白，他也满口答应并爽快签字。可是，真正去起诉了，我却很失望，突然发现，在如何选择诉讼代理人这个事关诉讼命运的大问题上，我算真是走了眼，彻底看错了人。法律关系那么简单的一个民事纠纷，他愣是没帮上忙。口口声声说他跑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好几趟，电话了打了好多次，三番五次和立案庭法官讲法律、说道理、谈利害，到头来还是无功而返，怎么也没说服法院依法受理。这样蹩脚的代理能力，完全误了我的事，让我和铁道部对簿公堂的美丽梦想彻底破灭。最终不了了之，如今过去三年多了，铁路客运还是“同价不同票”，在车厢里站一天一宿的，和坐在沙发上睡大觉的，一个价。
虽然说，三年来一直为此很郁闷，但我毕竟算是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从来没和他计较这些。可是，无独有偶。2009年12月初，因为神秘的“知情权”，我又“尝试着起诉了中国移动”。虽然被告不再是三年前的部级国家机关，但也是著名电信企业，号称“全球通”，大概地球上是个人就知道。我这人好写不好说、能写不能说，玩弄文字游戏尚可，但真要耍起嘴功夫来，却“次品”得一塌糊涂！一到法院就吓得打哆嗦，一上法庭就手忙脚乱，心跳得厉害。所以，我打官司必须请人代理。就告中国移动这个案子，虽然是小标的，但有大权利A>，我实在马虎不得。原本已着手物色了一位上海名律师a>，但想想本案标的毕竟只有1块钱，请个律师a>不划算，再说我也一直穷得很，肯定付不起律师a>费，也就没去律所签协议。想来想去，知我心者、晓案情者、好诉讼者、一分钱不图一毛钱不赚者，就数诉讼搭档张进德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强装走出三年前他不能帮我立案的阴影，为了再次考验进德的代理能力，又把这个和中国移动出场对决的好机会送给他，正式聘请他作为我在本案的诉讼代理人，签发了授权委托书，并专门找了一家打印店制作了“代理人证”，将他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片、身份证号码、代理权限、代理期间、发证人、发证日期和代理证书编号（09001）等信息，公示于证件正反两面，塑胶封好，钻个眼儿拴根红绳子，挂在胸前，很像那个样子，估计也是全国首创。
可是，失望又发生了。12月4日，我和他如约一起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因法院不收“裸状”，无奈又回来收集起诉证据，并于12月8日再次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尽管收下了“状子”，却至今没立“案子”，也未依法作出裁定。直到12月22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才来电，告知法院方面早已和中国移动沟通了，选择的是“诉前调解”，看来，未经同意就和我事先玩起了司法ADR。本案没有依法立案，或者说不立案也没有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我认为，问题还是怪在我的诉讼代理人张进德身上。是他没有卓越的诉讼代理能力，没有催促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作为诉讼代理人，应当积极行使代理权，对被代理人尽勤勉和忠实的义务，维护被代理人的最大利益。但像张进德这样的诉讼代理人，在我三起案件的诉讼代理中，没有成功尽到代理义务使人民法院依法尊重我的诉权，从而导致我活生生的诉状“死”在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不仅诉权丧失殆尽，我向人民法院所请求保护的实体权利至今也无法得到拯救。对此，我思来想去，必须将张进德告到人民法院，要求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进德的时候，他却一万个不服气。法院“只收状子不立案子”的事多去了，凭什么把我的尴尬遭遇栽到他头上？听到这些，我还是觉得冤屈，法院“收了状子又立了案子”的情况不更多吗？不然哪来那么多审不完的案件？况且就我个人作为原告来说，起诉了几起就有几起不受理，我的个人案件“不立案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且连个裁定都不出，连个招呼也不打，还是说明我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督促法院立案的义务，才最终导致“三案三请你，三告三不理”。
但气过头之后，我再冷静想想，还确实不能怪进德。在几次诉讼代理中，他不仅没有怠惰，而且非常勤勉谨慎地履行了代理义务。在起诉铁道部的两起案件中，是他帮我撰写的民事起诉状，从诉讼法、民法、合同法等多个部门法角度分析案情，研究诉讼，并且常常是牺牲睡眠时间连夜指导。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表示不受理时，他竭尽全力坚持起诉，并主动联系报刊媒体依法监督。与此同时，他还连续撰写并发表多篇与此案相关的论文，以扩大“同价不同票”案在社会上的影响。果不出所料，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确实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俩也入选了2006年度《法治蓝皮书》“法治影响生活”人物篇。尽管本案“死”在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但“案死心不死”，直到现在，张进德还坚持与我一起研究针对铁路客运“同价不同票”问题，下一步如何继续呐喊。可以说，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他，已经尽到充分注意义务了。
在起诉中国移动的案件中，张进德博士不仅帮我审查民事起诉状和起诉证据，而且还在夫人感冒无人陪伴的情况下，亲自陪我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该院立案庭相关工作人员态度蛮横、不讲情理、不事法理之时，他敢于站出来依法据理力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的合法权益。除了依法无偿尽职完成代理义务之外，考虑到我人傻人穷，还专门请我聚餐安慰，商量后续处理方案。如此愿意“倒贴”代理的人，我怎能舍得发狠心去起诉呢？更为要害的是，无论是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还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它们的不受理不裁定之行为，原因并非在于诉讼代理人张进德，而是在于当前司法制度过于强调“司法为民”，对“和谐社会a>”也过于腻爱。于是，面临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机关或公权力的诉讼，人民法院总是像对待进京上访那样，想方设法地“截诉”、“劝退”。而我，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面前，就是一个“进京上访人”。此情此景，法院就是不立案，又关我的诉讼法代理人何干呢？
其实，即便我的诉讼代理人真的没有恪守代理义务，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以进德之为人，相信他会自觉、主动、妥善弥补我的损失。我也可以放弃我的权利，免除他的义务。总之不至于高调去法院告他，生怕别人不知我俩那点事儿。但我为何一直寻思着起诉他？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个：纯粹是想试探调研一下，我的诉讼命运究竟会怎样。试想：三年前因合同纠纷起诉国家机关，法院不受理；三年后因消费纠纷起诉公司企业，法院也不受理。我的诉讼之命缘何这么差？既然我状告机关、起诉企业，最终换来的是“不受理”的命，那么，我要是想和纯粹的个人打官司，法院会不会受理呢？
可是，我绞尽脑汁又实在想不出个由头。笔落至此，突然想起一件没过多久的伤心事。今年冬天来得早，寒气逼人，岳母心疼女婿，知道我这么大了从没穿过羽绒服，就帮我买了一件并提前邮寄到上海，但我一直没舍得穿。那天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心想草民进法院总得注重一下形象，就把新衣服穿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诉权是否受到尊重，根本不是靠穿件新衣就能够换来的。我又一次犯了一贯的幼稚病。从法院出来，心情很郁闷，和进德在附近一家小店点了一份新疆大盘鸡，互相倾诉，彼此安慰。说着说着累了，我趴桌子上小睡一会。醒来以后，有人朝我发笑。问进德，他也埋头不说。再问终于说了实话。原来，他趁我熟睡时，用吃剩的鸡肋蘸了辣浆，在我崭新的羽绒服上乱涂了四个大字——“司法为民”。为，只为发泄一肚子的怨气。
他怨气倒是发了，可是我的宝贝羽绒服却因为涂抹了“司法为民”而脏得一塌糊涂！这下，我想再尝试着去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张进德侵权。我既没告机关，又没告企业，看看这回能不能受理！如果还是不立案，那也许只能说明：不是人民法院不为民，而是咱生来就没打官司的命。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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