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取证不宜全盘否定
通常情况下，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应分级管理。我国只对严重违法并上升到犯罪高度的行为才适用刑事诉讼，而对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一般不适用刑事诉讼的侦查措施。行政诉讼法对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规范了执法主体的行为，因此，“钓鱼执法”一般是违法、无效的。但是，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所使用“钓鱼执法”一词，与真正学理意义上的“钓鱼执法”大相径庭，后者实为提供机会的诱惑取证，依法理当允许节制使用。首先，对行政执法的诱惑取证程序应具体对待，适度允许。境外有时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区分不大，往往允许用线人卧底取证，甚至为其违法犯罪提供机会，以便取证、打击违法犯罪。如香港所谓的“放蛇”等。特别是对于日益难以侦查的案件，所谓线人等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宜全盘否定。
其次，对行政执法的诱惑取证程序应严格限制和规范，健全法制。无论是在行政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我国目前均无对应的立法规范其“钓鱼”行为，只在司法解释中否定了行政执法中该行为的证据效力，但在诉讼策略上，实践中可依法作为线索转换为证据合法使用，但毕竟多有不便。故宜适度放开部分案件取证措施，完善相应立法，及时弥补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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