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宝事件映射了医患不信任危机
2009年11月3日，一个5个月大的孩子“徐宝宝”因患眼眶蜂窝组织炎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期间病情恶化，于次日宣告死亡。
该事经网络传播舆论发酵媒体跟进政府介入，最终捂盖子未遂致水落石出。11月12日，江苏南京有关方面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查实，患儿家属投诉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值班医生毛晓珺在值班期间曾在QQ游戏上下过两盘围棋。在患儿家属多次到护士站和医生值班室（下跪）请求医生观察病情的情况下，值班医生仅观察过患儿病情3次，存在失职行为。当事的眼科副主任医师毛晓珺因存在重大失职，被吊销医师执照，行政开除。儿童医院赔偿家属51万元（是目前可知的最高额赔偿，正常约10万元左右），徐宝宝事件再次验证了民众的朴素感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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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珺”一时间成了无良医生的代名词，医患矛盾再次上升，民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不满借此事得以发泄。其实，我国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习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由来已久,亦深入人心。把“医”与“相”并提，当然说明民众对良医的推崇和信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医家责任之重大。其实，良医确实也在用自身诠释着这一崇高责任，“但愿世间人无病，何烦架上药生尘。”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饶是如此，似乎名医并没有穷困潦倒，反而是家业兴旺，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医患关系，因为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事实上古代的良医离我们普通百姓越来越远。当然，现在的医生不好当。一般来说得有五年以上本科甚至硕士博士学历，要考取医师资格，为了职称，还得写那些估计除了自己没有几个人看的论文（大多数就是自己写出来也不看，只是晋升职称的硬件）。徐宝宝事件的第一次调查结果就是毛副主任医生不是在上网偷菜而是在写论文，亦不超出公众意想之外。相信今日即便华佗在世也很难再行医，一者学历不够再者没有论文和职称就是行医也没有人请，估计他得活活饿死。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医生的学历高了，但医德却在下降。面对生老病死，医生大都麻木不仁，谈何“医者父母心”？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全方位的检查、大处方等屡见不鲜，住院率、病床占用率等考核指标逼迫医生变成了“商人”。而动辄法庭相见的医患双方更是让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度降到了极点，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让患者视为畏途，与医生的隔膜越来越深。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曾说过：医生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不能作纯技术专家。
我们发现，由于长期的公共医疗服务投入不足，特别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名医院，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已经使医疗服务成了民众的心头之痛。“辛辛苦苦干一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病不起”对大多数国人来说绝非笑谈。2003年的“非典”让人谈“非”色变。但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当时已经相当尖锐的医患矛盾。但暂时的缓解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一痼疾，徐宝宝事件不过是又一次痼疾的暴发。而我们有理由判定，徐宝宝事件绝非第一个，更非最后一个。这才是最让人伤心的。
近年来，医务界有一股复归传统之风，特别是毛主席“6·26指示”的重新发掘，让人心痛不已。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谈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自“6·26指示”起，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至农村，与此同时，依循政策导向所培训的赤脚医生也积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除了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更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也因政策导向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40多年过去了，这种变化又出现了逆流。今天的公共医疗服务又成了“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多么心酸的事！
不去法院不知道告状难，不去医院不知道看病难。在医务界有个人所共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要求知恩图报；它要求为病人谋利益，不害人；它强调对待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其实，推而广之，一切职务，凡是跟人打交道，都有类似的个人和对象的利益冲突。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2400年之前。但是这个誓言的基本内容还是现代人应该遵守的规则。
救死扶伤的医生不能是白眼狼。这需要制度上的改革也需要机制上的改进更需要道德的淳化。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知名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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