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民“喊疼”的权利
去年,我从广州白云机场飞北京,经历了一番这样的安检:“包里有资料吧?”“都是书。”“打开。”
我打开行囊,一本一本地掏出好不容易堆叠进去的书籍和文件。女安检员大致翻看了一下,然后推给我收拾残局。我没敢多嘴,没敢抗议,默默服从,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不过,此后的几天里,我无法平静,一个巨大的问号挥之不去:书籍和资料影响飞行安全吗?
我不知道女安检员要找什么,可能是反动宣传品,也可能是黄色书刊,但决不是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因为她的提问和命令都是直接指向书籍或资料的。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没人说得清楚,但是,书籍不可能威胁飞行安全,却是可以肯定的。
反动宣传品和黄色书刊各自都有主管机构负责查处,并且应当在海关进行。如果不是在海关或者某些特殊安全保卫地带,法治国家的人身搜查,需要有搜查证;如果没有搜查证,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恐怕不能借飞行安检的便利,对国内旅行者实行“拉网式”的搜查。
机场安检是为了确保飞行安全的,除可能威胁飞行安全的物品,其他物品应不在机场安检范围内。超越安检范围的所谓“安检”,不仅降低了安检效率,浪费了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它是权力的滥用,是对国民隐私的侵犯,是对旅行自由的干涉。这是最令人忧虑和不安的。
无论我们的目的多么正大,比如反毒品,都不能不对实现目的的手段加以限制。否则,就不仅意味着靠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来谋取权力的扩张,而且实际导致手段的恶大于目的的善。重要的问题在于,旅行自由受到蚕食,其主要受害者不是违法者,而是普通公民。违法者毕竟是社会的少数,不能因存在少数违法者而过分干预多数人的权利。
在飞行安检过程中尽量保护旅行者的隐私权,就是保护现代人所珍视的理念,推而广之,就不仅是旅行自由,还有住宅安全、通行自由等等不胜枚举的权利。不过,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没有足够的智慧、勇气或法律武器抗议飞行安检人员对于“纸张”的翻检,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不当侵入的权力的反应通常是无力的和无奈的。
对权利的干预就像汽车驶入单行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回转之路,所以,我们对权利应当呵护备至,对干预权利的行为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护国民的权利是政府的第一责任,但权利是否被干预,第一感受人却是国民本人。所以,首先要给国民“喊疼”的权利,才能使政府、使他人知道发生了干预权利的事情,国民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这样说来,我对这次安检经历的回忆与批评,也算是喊一声“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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