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
《瞭望》新闻周刊自上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一直高度关注并持续报道三峡工程，去年12月7日第49期还推出长达三万字的“未竟的三峡”专题报道。三峡工程的论证史、建设史同时也是论战史、争议史，直到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但外界对其历史的疑问、对现状的困惑、对未来的隐忧始终未能消除。本刊记者近日又访到三位历史当事人，特此将访谈或来信发表。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的决策方式、移民现状的评价等，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用一句“正”“反”双方都赞同的话来概括，就是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都是对三峡工程的贡献。要把握三峡工程及其影响领域的未来，我们仍需要不同的声音，唯此，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才有保障。——编者按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
“我一直都说，三峡工程该不该干，不是工程师的责任；工程师的责任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可能是有得有失，最终在科学和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
去年11月9日，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再度功败垂成之时，本刊记者到三峡大坝，在左岸电站里看到一叠小型宣传册，翻看知是2004年6月陆佑楣与《新京报》的一次“笔仗”记录。当时，陆佑楣刚于半年多前从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任上退休，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京报》创刊半年有余，已具生猛名声。陆佑楣不满《新京报》专访他之后刊发的《十问三峡》一文，称该文未交其核实以致多处出错，遂致信该报澄清，并成册公开。
今年3月11日，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举棋未定之时，本刊记者到北京富凯大厦三峡集团公司（去年9月更名）北京办公点，对76岁的陆佑楣进行两小时专访。二十多年前接受本刊专访时，他主要回答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民主性。如今，从决策、建设一直到水电开发前景，他面对的疑问更多。
“我是被审查者”
《瞭望》：你最早接触三峡工程是什么时候?
陆佑楣：我一直在基层搞工程，1984年在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时，接到水电部钱正英部长的通知，让我到北京来参与三峡工程的事，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就让我先在部里暂管水电。
《瞭望》：那一年国务院原则通过150米蓄水位的建设方案，1986年又重新论证，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向中央建高坝的请示，还是另一端的反建主张？
陆佑楣：两方面都存在。虽然批准了，但一直下不了手，干还是不干？建多高？都需要重新论证。于是1986年中央15号文责成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重新进行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
《瞭望》：有反建人士质疑论证和审查的一些做法，如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被认为是“自我论证”；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的人员还有一些重合，被认为是“自我审查”。你作为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陆佑楣：三峡工程的论证，涉及各类专业，为此列出了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选择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其中有水利电力行政、科研、设计系统内的专家，也有非水电系统人员如高等院校、科学研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各专题论证小组，进行各专题的科学论证。这是很自然、较科学的组合，所谓“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自我论证”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至于审查，我不是审查委成员，不存在“自我审查”，而是被审查者。办公室工作是给审查委提供资料，回答问题，只做服务，并不参与具体审查，不影响审查结果。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人员基本没有重合。
《瞭望》：重新论证请了20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原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和知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为何未能位列其中？
陆佑楣：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是坚决主张上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所以都不请。
至于不请黄万里，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后来看他的论述，觉得他把水库卵石的淤积看得太严重。他对三门峡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黄河的泥沙和长江的泥沙是两回事，颗粒的组成不一样，含沙量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
《瞭望》：前年和去年，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做了阶段性评估项目，名单上你是评估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总联系人。
陆佑楣：我本人一直坚持不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因为评估要尽可能客观，我是干三峡工程的，应该是被评估的对象。做一个联络员还可以。但最后我的名字还是被挂上了，我本来是不同意的。
《瞭望》：那你在评估项目中做什么实际工作？
陆佑楣：我就负责借钱、还钱。评估开始的时候，财政资金没有到位，我就找三峡总公司借钱先垫付。
《瞭望》：解决资金这个大问题，对评估结果有没有影响？
陆佑楣：我想不会，因为这钱是借的，最终要财政经费偿还。院士、专家们都很有水平，不会这样就受影响了，另外评估结果的好坏和他们也没有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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