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先生今日逝世
今日上网，忽看到邓正来先生因病于今日逝世的消息，深感惋惜。大二的时候，我看过邓正来先生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也是我所读的第一本法理学专著；我也还记得暑假时一个人坐在学校的长椅上，用了一下午阅读他翻译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上学期我又读完了其翻译的庞德的《法理学》第一卷，原来还期盼邓正来先生所许诺的将五卷本全部译出，现在看来已成绝唱。在网上看到一篇邓正来先生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所做的演讲，真是振聋发聩，现在贴出以便大家领略邓正来的学术观念，也激励我们不断前行。邓正来教授：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刮着台风，下着雨还要你们前来真是很不好意思。讲座本应在六点钟开始，但也是因为台风，再加上与你们何勤华教授聊天耽误了点时间，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学习法学，我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一是人生角度，二是实践角度。这两个角度从严格意义上都容易讲得教条化，所以我在讲座时尽量避免教条化，让大家觉得有意思。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无论做学生去学习，还是以后做学问与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联系？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做学问的气象问题。我总是说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学问。如果一个人平时做人都是雕虫小技，那么他做学问也一定是雕虫小技，不可能有大气象。另一个方面，我来谈谈学习和具体实践问题，我们到底应如何解决学习，实践问题。
关于这两个方面，我想结合本人的经验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有一幅图景：我喜欢在深秋黄昏时静坐在我北京家里的小鱼塘边上，头顶蓝天，望着这一汪水。这样就构成了“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广阔图景，一个人，一汪水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我这个人讲三个“慢”：第一个“慢”讲我的生活经历；第二个“慢”讲我的学术研究的“慢”；第三个“慢”我讲我参加过的学术活动。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与我的人生密切相关。
我的生活经历：人生核心问题是独立人格
我先讲讲我的生活经历，到今天，严格意义上我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85年我硕士研究生未毕业就退学，当了个体户。在此期间，我完全是想自己的问题，读自己的书，当然我还做了很多事。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涉及到了很根本的问题：我如何面对无论是学术界、我个人还是国家的钱。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998年至2003年。我结束了个体户阶段（所谓个体户，就是盲流，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只知读书的人）进入了闭关阶段。
我的闭关有三条原则：一是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活动。我出国不用钱，这与体制内的教授不同。他们出国是公费的，国家掏钱.美国人不给钱，或给很少的钱。我出国去讲课都是给予可观的酬劳的，然而我拒绝了。为什么？没空。二是不参加国内的学术活动，因为没意思！每天都开会，跑龙套。参加会议的总是同一群人，讨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三是拒绝任何出版社、杂志社等媒体的约稿。今年9月，我拒绝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国家最高学术奖金，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年闭关的阶段。
2003年我进入体制，成为大学的老师.也标志着我步入了第三阶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好朋友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我去长春看看，顺便当作休假。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去了吉大之后我与那儿的教授、学生交流了一番。临走的前一天，我问“文显兄，你把我请来总有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别的不会，只会读书。学术上的事可以帮帮你。”他说：“我不用你帮这个，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大忙，我想调你进吉林大学。”我说：“你胆子太大！北大、清华请我，年薪五十万。我不去。你把我请去，唉！你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张文显教授，你们可能读过他的书，他懂学问，爱学问，尊重学问。他对我说他们吉林大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几乎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说他很真诚，这个不好推辞。容我考虑一个晚上，你的条件我不考虑，我提出两个条件，如果你们答应，我就来；如果不答应，我就不来。
考虑一晚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叫他来我酒店，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任何行政代表的职务，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二是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生不担任实质性学术代表职务。这两条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来。这是我苦思一晚用来刁难他的条件，他竟然答应了。后来喝酒时，我问他：“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他说：“正来兄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就这样，我进了吉林大学。我在吉林大学只教书，带学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学校违反其中一条，很简单，我就走人。
以上就是我生活经历的三个阶段。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你们作为学生，作为年青人现在就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年纪相仿时，我也在考虑我自己的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我想，做学生，做学问，如果没有这个品格的，很少轻易成功，学问是做不好的，你做出来的学问是花里胡哨的，莫名其妙的，会随着时尚，而走的，不太会变成你自己的真正的学问。这种品格要从哪来？这种品格就由现在培养。这就要你做每一件事，比如对学校的课制，课程设置，考试，都要考虑与它们的关系，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是要慢慢培养的，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与生命相关
我这一生，大概做过四个问题的研究。我从八六年开始翻译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翻译完后为它写了个绪言，以后我就停笔了。一直到九一年，我才开始重新写文章。也就是说，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只在阅读，当时我读了法律哲学的书后，就突然发现，十九世纪以前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不分的。所以我就去读政治哲学的书，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的书之后，从政治哲学的学习过程中我就发现，人类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对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读了很多人类学的书。但是读了人类学的书后，你不难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分不开，它们基本上就是双管齐下，共同发展的。我又去读社会学的东西，后来又发现它跟经济学分不开，所以又去读经济。五年中我一直在读书，从九一年开始，才慢慢开始写东西。
我在九十年代初是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今天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研究，我是第一人，不仅做得最早，而且被认为（不是我认为）做得最好。这就是我的政治学研究了。市民社会主要关于以下几个问题：它关心在市民社会国家的构建以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首先想国家，首先想领袖，我们希望出个明君，他们好，我们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了，我们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主要是改做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做学术研究，都是在学西方的东西，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到哪去了？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关心他们的事务，思考他们的问题，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的东西和我们的一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自主性在这种进程中逐渐丧失。
这个问题又和人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个问题恰恰就是我14岁时思考的。我14岁当过童工，人们想，人只有14岁大，没有一米来几高。我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找人开后门进了工厂，当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没有上山下乡。当时我就很痛苦，我从小学的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们生长在红旗下，泡在蜜水中，在新中国，你们享受着幸福，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在才会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天不亮就打更，天黑了也不能回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要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生在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也要这样子干活呢？我就不理解，这种困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生命紧密相关。
尽管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理论，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理论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从理论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引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这种合法性，把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有意志的人，安排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谁有这么大的合法性，把我们这一代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或者说，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这么大的合法性，把13亿中国人，放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还可以更明确的问，我们这13亿人，谁给了我们权力和合法性，把我们认为可以的，好的，善意的收入自取，强压于另外一个13亿--我们的口袋。谁给了这种权力？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和与生命息息相干的。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做学问、学习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些概念，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跟你们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的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有一个大师，没有一个大学问家，他所做的研究，是和他的生命不相干的。从苏格拉底开始，从柏拉图开始，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开始，没有的，没有一个，你找不出来一个，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的珍惜，不要觉得你的生命经验是被人看不起的。是否被人家重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学术活动：学问是普及天下的问题
我到今天为止，主要参加过三个学术活动。这三个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我的推动下展开的。
第一个活动就是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进入学术界，大家都没有声音，不做学问了，不敢说话了，那个时候，我就提倡一种运动，叫“学在民间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学问不在官权，而是在民间，在我们个人。当时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是被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现在的社会科学，没法和我那个期刊比，今天，在学术界任何一个领域，中国的重要学者，都是当年那个期刊的编录与作者，基本上百分之九十都是。上海的著名学者，都是当年的编录和作者。法学界，当然少一点，因为做这个工作，就是要告诉中国，不是说学问就可以用国家手段来倡导，可以用国家的方式来推进，而是告诉你，靠我们学者个人。
第二个活动，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倡导了一个中国学术规范化的意义，今天你们可能知道，你们的老师跟你们讲，不要抄袭，不要剽窃，不要拿鼠标去写文章，拿鼠标写文章是要出问题的，写文章要有出处，要有注释。过去中国，特别是95年以前，那时的刊物，有注释的全都出自《马恩全集》、《毛泽东选集》，全是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其他注释，第一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注释，第二是不知道这刊物的文章是要匿名评审，就要读者评价的，不像国家颁奖，教育部颁奖，学校发奖或者是司法部颁奖，不是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颁奖，你根本就不懂。学问是谁承认的，是同行承认的。举个例子，学生写篇好文章，同学说了算，当然必须得到老师的承认与认可更好，因为老师有这个能力。在西方没有听说过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居然说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要讲引证很重要，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你所在的大学记一分，所以你就为你的大学创造一分，但是，在引证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为什么被引证了才重要呢？那是因为同行承认它的重要性，你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人引证，谁都不承认你的重要性，你发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张废纸吗。我们的教授写文章，自己都不看，你怎么希望别人去看，所以说很不规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期刊就搞个匿名评审，我搞这个评审，就是要批评学术，这是第二个根据学术在民间的模式而搞的一个活动.就是继续要把学问用在学习上，按照知识生产的逻辑来覆盖，知识生产与经济逻辑不一样.赚钱买卖，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啊？就是利润最大化，钱赚得越多越好。但是知识这东西不同，你写10本书，如果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全是垃圾，没有用。所以知识生产有自己的逻辑，要按照规律来进行这知识生产。
第三个活动，九十年代末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中国的学术到了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在一个“平面道路”上不断展开的。你们是学法律的，你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标的，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侵权，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现在我们知道；过去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在一点点知道（一些理论）。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知道啊？是在平面的意义上知道，不是在研究的意义上的。不是研究，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盗取回来，是知识点。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和西方的学者对话。这些（知识点）都是ABC，你拿这个和人家对什么话？所以整个中国的学术走到今天，要走向一个脱色点，我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脱色的运动，要把学术重心推移。我们要真正开始分析，真正开始做基础性研究。
我接下来要讲我的学生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教的，这些我也会教给你们，各位大可放心。那么这第三个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知识人，作为学习知识的人，必须要知道，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法律”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否则你就不生产知识。假设你知道法律的知识点，100个知识点，你全部都背，各大科目的教科书你都背得下，但你不会生产知识，叫你自己创造你创造不出来，你最多把他默写出来，但你不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出来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儿，它的问题在哪里，你没办法进行思考。做这一切（探究知识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产知识，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
那么上面我们讲的三个“慢”的中心要务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作为读书人的独立人格。且不谈别的事情，至少要有独立人格，做人的独立人格。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谦虚，我们的学问是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第三点，作为读书人，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不但要知道知识是什么，这些知识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产我们的知识，这是与我们人生紧密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就暴露出什么东西呢？处处透露出一个人的气量，连这些东西都不关切的人，不可能有气量。他关心什么？他至多关心自己的考试成绩的好坏，他关心不到学问的问题。
学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问题。什么叫大学？University，英语中“大学”这个词汇，就是universal，“普世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大学生到大学来做什么？大学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这里又干什么？其实让你们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让你们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在这里思考、关心人类怎么遍及人类的问题。你没有这种的品德，你没有生命的担当，你没有知道如何去生产知识，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只是把大学当作一个小旅店，四年以后毕业了，各奔东西，小旅店的钱也交光了，人也该走了，各自的道路各自寻。这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啊。
学习方式与实践
学习是很有讲究的，我有资格和你们讲这个是因为在我的课堂里有两拨学生，一类学生是正式由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还有一类可以算得上“私墅弟子”，他们自愿拜在我门下的，有本科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西北大学的、扬州大学的、南京大学的、清华、北大的（学生），本科的、硕士生、博士生，都有。我们的课堂不是你们这种类型的，是圆桌型的，课堂里人都站满了，什么人都可以听。我这里本科生很多，二年级、一年级都有。所以我知道我上课的经验对你们都会有帮助。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第一门叫“原典精读”，什么叫“原典精读”？我每个月都去长春，去吉林大学，每天都有学生带着学生读原著。我指定一篇论文，英语的，没有译文，每次我走之前就告诉他们要读哪一篇。我回来之前，每一个上这门课的学生，都必须翻译这篇论文，原文我免费提供给他们。而且翻译必须独立完成，学生可以在翻译时查字典，但是不允许他们交头接耳和商量，为什么呢？为了防止学生在连自己的错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混过去。学生必须把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那么课程怎么进行呢？在阶梯教室里，我先任意抽一个人翻译第一句，翻译完以后马上问同学有无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就马上提出来，说出他的翻译和他反对的理由，让他们探讨，等到已经出现三种观点之后，就由我来讲，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我这样精读的目的是什么？这么精读的目的不是翻译，我给你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读中国的书，都是教科书、理论书，其实他们都是论文，你们有没有一字不落地从头读到尾？不要回答我，答案肯定很丢人的，让你们很难堪的。你们不可能（从头到尾彻底读下来的）。我去年就讲过，一个做学问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一字不漏读书的劲头呢？这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不是说邓先生你在这里讲讲我就可以做到的。这种劲头是要靠“规矩”规范出来的，你真的要养成这种品格，要三年才有可能做到，做到看书真的一字不漏。否则你是不出大学问的，因为你做不好学问。这是第一点。第二：每句话，都要细细地去读，是要养成读书人的入门习惯，慢慢来品，十年磨一剑。学问要慢慢来，一点一滴，不要着急，慢慢消化，一个字都不能落。这叫做学问的基本品格。也许将来不会有人教你们我所讲的这些，因为或许大家急于学习应用的本领，忽略了对做学问的认真态度，甚至很多人与做学问相背离。而这是我给每个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你们可以回去试验一下，几个人结成一组一起讨论写一篇英文小论文。
第二堂课，我给大家上的是Seminar，翻译成中文叫“席明纳”——席地而坐，明道理，纳百家思想，也就是讨论课。我的学生来到讨论课上，三天之内，我便可以帮助他们明确研究方向。我不同的学生拜读的是不同的大师的著作。比如，有一位学生读哈顿，于是我要求他在讨论课上做三次有关哈顿理论的报告。这样一来崇拜并研究与哈顿的理论存在争论的福特的学生便加入讨论，然后，更多的学生和大师都参与了进来。不仅仅是学生们在讨论，他们是站在大师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他们认识到，学术是相互联通的，是一环扣一环，不再是自说自话。因此，我认为让学生站在大师的角度去思考，是讨论课的关键，学生一进课堂，便站在一个思想学术高处。同时，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也应该引导学生站在大师的高度思考，而不是庸俗滥俗。这样，学生的思想境界品格就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了。这就是我的第二课。
第三课叫做“小南湖读书小组”。这个课的名称有个由来。我住在小南湖，并且常去那里读书。我带我的学生学习，他们跟我一道去小南湖，每次去我带领他们读一本书，留一些课后作业。我常让他们找清静的地方思考：自己去掉一切身外之物，与赤条条来到人世时相比，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是增重了一百多斤肉体吗？现在的青年，有一百多斤力气，却不足以扛重物，推板车，那能有什么作为呢？如果一个人大脑里没有东西，空空如也，不去思考，缺乏自己的思想，那他还能干什么呢？然后我让他们再做一个作业，拿一张白纸，回忆并将自己从小到大看的全部作品的书名，教科书除外，记下来。很多学生到这时感到很愧疚，一张保证写不满，甚至有人写不出几个。尽管某些学生能回忆出一些，我再让他们再好好想想，这些书真的看了吗，收获了什么吗？学生们都很惭愧。于是我便成立了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带着他们读书。但是，我们的书目中不包括法学范畴的书籍，因为很多学生的知识基础相当弱，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现在所学的法学书本的存在，是由于传播知识的必要性所致，是为了方便这样一门学科的传承。但是，当我们研究社会，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时候，这些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一个大师会宣称自己是专门研究法学的。
罗尔斯是不是法学家？法学书中肯定记载他为法学家，大法学家。但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法学家，为什么？哲学界说他是哲学家，政治学界说他是政治学家。哈耶克，他也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政治学一定说他是政治学家，法学界一定说他是法学家，哲学界一定说他是哲学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我们今天说的很多知识都是为了传播的必要，这些知识对于认知社会是不够的。
我的学生我没有一个学生的名字叫不出来，我没有一个学生他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会不知道，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的性质就是这样。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每一个学生，我现在有28个博士，6个博士后，30多个学士，没有一个我叫不出来。我的学生做我的作业，12点钟以前不要睡觉。睡不着，完不成，跟本来不及。暑假我的学生你不用劝他，最长的人在家里呆七天就要回到教室来。为什么啊？他们知道读书的愉快。现在我再交给你们一个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你们能不能做。我有一个学生，二年级开始做霍姆斯，研究生都做不来，他们教授都害怕做这个研究。
第一项做的叫“双周一书”。就是每周读一本书。读什么呢？读翻译过来的法学著作，你们感兴趣就好，不要管什么学科，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法学课里的知识可以用得上，你们去双周读一本书，然后写一份报告。我的学生写完以后会贴到博客上让大家去看看你读得对不对，有没有读错、误读。
第二项就是，一开始我给他们开“小灶”，我觉得有些学生很优秀，现在这个小灶已经扩展到七八成了，要叫“大灶”了。就是每周读两篇文章，不准读外国人写的文章，不准读法学，要读其他的文章。就是说读中国人写的文章，读钱穆啊、余英时啊等等。读一篇，推荐一篇，往往读一篇是我指定的，读完后写一个报告，你想写就写，不想写写一句话也可以，就说我读了，读了这篇好，另外你给我推荐一篇，推荐一篇你认为好的文章。有一位学生，他很有意思，读了篇文章群发，一发七八个人都看见了，他很激动，他说这篇文章内容好，是专门讨论法学的理念的。我一看就很生气，我回复，七八个人也看见了，我说可见这个他的阅读完全是个示范，他就推荐他都不知道。我要他做的是要推荐好文章，他给我推荐了篇文章，因为他不懂，他就觉得这篇文章关于理念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是个好文章。我就给他开了十几篇文章，是这个领域的最大牌的学者的文章。我叫他重读，告诉他这个意思，你不知道那个人写的文章，只是你不知道，但那文章不一定是最好的。我干什么要布置这个作业？就是要训练他们分别什么是好学问，什么是差学问。如果一个学生读书读到后来连什么是好学问什么是差学问都不知道，连自己的学问差到什么程度都不了解，你做什么学问？你还读什么书？你根本就做不大。
所以，我总是讲什么是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不是在课堂上讲：“哎，读我邓正来的东西啊！”“这是我的观点，你们一定要记清楚，法律这个三个特点，别人讲四个特点，我就讲错的，知道我的观点就行！”这样的老师不是好的老师，这是一般的“教书匠”。好的老师，注重教给学生最圣贤的东西。你是什么圣贤？你得告诉学生大师的思想，就是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学问，他才肯追随你，你连好学问都不知道是什么别人追随做什么。我们现在的老师本事很大，一上课就我最厉害，你下去问过学生吗？学生没办法，要毕业，考试只考你的东西，假如不考你的东西，没人会读你的书。所以老师应该具备一个品格，不是简单地把知识交给学生，同时也要把如何辨别好坏的知识交给学生。同学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圣贤，要学会读圣贤书。
第三项内容叫做原刊阅读。我的学生，刚才讲了，每个人都做一个大师，你想刚才六十多号人每人只做一个人，所以他们的交流非常激烈，每个学生都进去了，一旦确认了研究的方向，比如说你是研究黑格尔的，好，你要建一个private library你必须把的黑格尔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论文，所有人对他的评论，所有人对他的研究的运用都要记在里面，网上如果搜得齐就在网上搜，他是法国人我就到法国网站搜。如果还搜集不到，我就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搜不到我就去海外的，我帮忙找专家学者借。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你的研究伙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把其他人对原文的书评全部读完。这个原刊阅读第一年是两个月读一篇，一年六篇；第二年九篇，第三年硕士就是一个月一至二篇，然后到了博士再读一年，一年24篇。到了那时候，那些博士生导师是去请教他们问题呢？还是你们提出问题让他们去答辩呢？这个只能是说是我的注解，所以我的学生出来，他们就是厉害，他们并不是天生丽质，哪里来的？读书读来的。对不对？不是他本人聪明。我找学生你有没有困难都要交，我不管你考没考上你只要抱了我，我只问你，你想不想真正做学问，不想真正做学问不要来找我，混个文凭，去找别人。为什么？跟我做学生太累了很难啊，所以没必要，你去找别人。想做学问，这一辈子都做学问来找我，我保证让你们做好，一点都没有问题。
第四项内容，我底下有很多读书小组。比如说法律史读书小组、西方哲学史读书小组、西方法律哲学读书小组。学术方面有五六个读书小组，这五六个读书小组，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分组。我对学生有两个要求，第一必须把法律书读好，第二必须把身体锻炼好。我还成立一个“散步学派”，每天下午集体散步，散步的时候我让他们讨论《论语》，每次讨论一句。我大概每个月给我学生三百块钱，干什么？买乒乓球，羽毛球，买饮用水，买跳绳。剩下时间干什么？每周上两次课，每此课上安排半小时到一小时，每次一个人，干什么？每次读论语一句，这个人负责去查典籍，各种解释，上课的时候我就讲，大家也会查，根据自己的解释讨论。什么意思？就是人得扎根点，你到学校来不是把老师上课讲的背下来，考试，拿奖学金，这没用的，要讨论，要靠自己的兴趣。
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向，第二一定要有追比圣贤的欲望。那些教授来讲课都慌，因为我的学生都是读书的，你不要乱讲。所以一定要用你们在学校中最美好的青春，构筑你们的人生，不只是读书，谢谢！ 感谢宁凡的转载。邓正来先生因胃癌去世。确诊后他一边治疗一边于2012年12月31日开通了新浪微博，想把它对生命的体悟与他人分享。我关注了他，还送去我的祝愿。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的微博就永远定格在了那里。和宁凡一样，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法学著作也是邓先生翻译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当时与其说是为原作的精彩所折服，毋宁说是被译文的魅力所吸引。邓先生确实是有真性情、做真学问的真正的学者。最近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觉得邓先生这样的人真有古先贤之风，真的要将他归入明清之际鸿学硕儒的堆儿里才妥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习邓先生，做真学问，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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