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中外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总第５６期）
动态
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张骐
1998年岁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三个月之后，来自全国各地教学、研究、立法、司法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法理学家们汇聚北京怀柔，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把我国法理学界对法治问题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与涵义
有学者指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创立、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深化、十五大进一步发展了的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作指导。党的十五大有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既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跨世纪的战略部署，因而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学者从分析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出发，指出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和克服“以党治国”的弊病到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
关于依法治国的语义，有学者明确指出，人民（包括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是法治的最高主体，这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可防止“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依法治国”中的“国”，即客体，首要的是指国家机器，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即依法治权、治官（吏），此为依法治国的实质与关键。为避免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以法治民，以法作为治民之具，特别为了防止权力的专横与腐败，应当明确：政府及其官员首先是法治的对象和客体，然后他们才是“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等的主体。政党，包括作为执政党的共产
党（此处指“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公民，作为人民群众（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他们也是法治的客体。也有学者认为法治的主体应是法律，这里存在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问题。法律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化身。
也有一些学者从深入分析正义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入手，指出法治不仅与形式正义有着内在关系，同时与实质正义有着密切联系，即：法治社会要以实质正义的法律为前提条件，要以所在社会人们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即实质正义的真实内容为价值目标。有的学者论述了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司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也有学者将理想法治的方法论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规范选择中的法律至上原则及重大社会冲突的法官裁定原则。
二、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
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应当如何推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将如何走？围绕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三种思路。
理想主义的思路侧重规范研究。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实质上就是民主政治。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人民的民主权力和公民的民主权利与人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目标。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要求将中外法治文明“综合创新”，综合中外法治文化的历史成就与新鲜经验，创立适合我国国情与世界潮流的新的现代法制与法治。有的学者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应当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中反映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秩序等人类精神，从而使法律变成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唤起民众对法的不可动摇的忠诚。有的学者认为，法的尊严来源于人的尊严，因此要尊重人的自由、人的的价值。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法治是“衍生”的、构建的，不可能自然生成。建构性的法治国家，在精神上必须是彻底的反传统。为理性定位在建设（构）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要看到理性的局限性，主体之间保持交流与对话；在制定法确定的原则范围内，国家正式规则与“地方性知识”应具有相容性。要使理性的法治与个人自治达到最大的统一，使每一个体的理性能力与存在本身得以充分表现。
现实主义的思路侧重实证研究。有的学者将中国法治道路的特点概括为：自上而下性、渐进性、修补性、矛盾性；随机性。还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试错”的特点；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滞后事属必然。为与法治的要求相一致，需要进一步改变政府职能并注意渐进式改革本身对实现法治的目标也会形成制约。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必然会有阻力。要特别防止实用主义态度，例如政府机关以各自的需要取舍、变通法律，或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以法律作为不当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手段甚至用土政策扭曲、破坏法治；或者在法治尚未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一种社会民情和社会心态的情况下，来自于一般社会成员的阻力。
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的法治推进方式是政府推进型法制或者说是一种变法模式。之所以会是这样，是由于：首先，法治化或曰法制现代化是国际国内环境压力的结果，而非中国社会内部纯粹自发的产物；其次，在缺少时间的情况下，为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缩短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变迁的成本，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并以自己掌握的国家组织资源推动法律的实施；近代社会中法制演变的政府推进（国家推进）自然构成“法律是国家意志体现”这一实证命题的一个具体例证。我们需要研究法律变迁的内部理论并处理好变法与社会演变、变法与国情及域外文化等问题。
折中主义的思路力图兼顾法治的理想与现实。有些学者从分析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内在矛盾入手，认为中国属于法治后进型国家，在由法治之法向法制之制的转变方略上，应包括强制性对位与自治性同构这两个阶段。前者是指从法治之法到法制之制的过程是借法外权威的力量实现的过程；后者是指利用社会主体对法治的深刻需求及在这一需求基础上的自觉力量实现法治之法与法制之制的进一步同构。
有学者从中西伦理传统的比较出发探讨中国国情下的法治模式选择。他们认为，西式市民伦理与中式血缘伦理的优越部分若能理想地结合，比如通过制定规则、设定裁判权、确定救济与执行程序，将可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铸造新的灵魂；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应是天下为公、平等自由与亲亲之爱的较好结合，伦理与法治、亲属权威道德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结合。
三、近期所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法学现代化和解放思想
引起本次与会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上述有关依法治国的基本问题，还包括许多实现依法治国所应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其中包括：在《代表法》的基础上对于人民代表的职责、资格与选举等问题更加具体地规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完善措施；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应当改变司法干部的管理体制，实现对司法干部依法、规范的管理；建立垂直的法院体系，以使案件的审理逐步摆脱党政机关的干预；进一步研究司法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止腐败。还有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大力提高全民法律意识，鼓动大众对法治建设的参与；通过公职人员的示范作用以及改革现有的法律文化教育传播机制，重塑现代法律权威。
有学者指出，摆在中国法学者面前有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还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真面目；二是吸收新养料，使马克思主义法学现代化，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有的学者提出，法治国家的概念对现行法理学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冲击和挑战，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法学家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学术研究应当走在实
践的前面。虽然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但大家都能以建设性的态度，认真、友善地进行探讨，将学术研究与政治问题区分开，反映出一种成熟的学术精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法理学家们一定能够通过自己严谨、求实的研究工作，为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责任编辑/黄芝英)
【注释】
1998第二期
【出处】
中外法学
【参考文献】
中外法学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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