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一无所知————浅谈《申辩篇》中“自知无知”的观点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铭刻着一条神谕：“认识你自己！”它诏示着人类的一项使命——认识。千百年来，人类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同时也揭开了有关人类自身及其所处世界的一个个秘密，创造了认识史上的一次次的辉煌，于是人类一次次骄傲的宣称：我已经认识了真理。然而二十多年前，在古希腊却有人公开宣称：“我什么智慧也没有，不论是大智慧还是小智慧”，即便如此，他仍是，神的眼中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别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其受到审判时的辩辞——《申辩篇》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应自知其无知。这无疑给那些自以为已达到真理彼岸的人以当头一棒，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苏格拉底，一个公认的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眼中“最有智慧的人“，面对古希腊创造下的辉煌的文明，怎么会宣称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世人亦是如此呢？有鉴于此，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背景，探索他提出这样一个论断的思想轨迹。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转衰的时期，与斯巴达长年的争战使雅典陷入战争的苦海中，尽管这期间雅典教易政权，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政体交替，但无论哪一个政权都推行战争。最终雅典战败，由斯巴达扶植起一个“三十僭主”的寡头统治集团，代替了雅典一度引以为傲的民主制。“三十僭主”推行恐怖政策，造成了人民更大的苦难，引起了强烈反对，后来“三十僭主”下台，雅典重新建立起民主制，恰恰是这个民主政权判决苏格拉底有罪并施以死刑。
战争带来了苦难，造成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信仰、法制等陷入了解体，伯里克利时代深为人们所颂扬的理想的大厦土崩瓦解，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迷茫和绝望。但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不能不深思个中原因。在他看来，雅典之所以陷于无穷的纷争和灾难之中，都是因为人们只顾追求金钱名位，丧失了正义之心和美德。在《申辩篇》中他指责人们：“你们只专注于积累大量金钱和猎取名誉，却毫不关心和留意于智慧，真理和灵魂的最大改善，难道不以为羞耻吗？”
因此，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探求“善”，不是“勇敢”、“友爱”、“节制”这些具体的德行，而是绝对的、单一的、不变的“善”，是抽象的，本质的“善”。他认为一切同特殊的个人与集团相关，与感觉欲望相联系的都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善”。这也许是因为他看到，像“勇敢”、“光荣”等等这些“具体的善”是多么容易被人出于私欲而加以误解，扭曲或利用。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正是人们在所谓“光荣”、“正义”等口号的驱使下推动的吗？因此，只有绝对的、本质的“善”才能使人类摆脱不义和罪恶，获得拯救。苏格拉底用问答的方式来探求本质的“善”，他在广场上和各种人对话，试图发现真正的“善”，但结果却使他失望——没有一个人懂得本质的“善”是什么，甚至那些以智慧出名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懂得真正的“善”是什么，这是何等的无知！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1）苏格拉底的神的口喻宣告了世人的无知。
苏格拉底得出这个结论后，又进一步探究人类这种无知的根源和获救世主的方法。他指出，人类之所以不得探求事物的本质，仍是因为“肉体使我们充满了热情、欲望、怕惧、各种胡思乱想和愚昧，……冲突啊，分帮结派呀，战争呀，根源在哪儿呢？不都是出于肉体和肉体的贪欲吗？……（肉体）阻碍我们只剩真理”。（2）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当时雅典社会中种种苦难、残暴、不义、愚昧、贪欲等非“善”的东西看得太透，也太深恶痛绝了，以至于他认为肉体的欲望里是阻挠人们达到真理的罪魁祸首，甚至于痛恨和摒弃肉体本身。他指出：“我们要求的智慧，我们声称热爱着的智慧，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得不到的，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直等到上天解脱我们。……脱离了肉体的愚昧，自身是纯洁的了，就能和纯洁的东西在一起，体会一切纯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求得真实了。”（3）只有脱离了肉体的羁拌的不灭的灵魂才能求得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善”，这样，苏格拉底对予绝对的、本质的“善”的追求以及他对于人类无法求得这种绝对的、本质的“善”的自觉，最终把他引到神学的路子上去了。
这些就是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的观点的来龙去脉，或回前因后果。或许有人会指责他的“前因”，即对绝对本质的追求过了头，因为脱离了一切特殊因素的绝对的、本质的“善”，最终只能停留在思想的彼岸，超出了人类的理性所能及的范围；或者有人会指责他的“后果”，即对不灭灵魂的想望，灵魂只有摆脱肉体才能求得真理的信念对于临死的人来说固然是个慰藉，但对于大多数仍然得活着的人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绝望。然而不管怎样，“自知其无知”的观点仍然是对人类理性所进行的自觉而深刻的反省。它给哲学提出一个命题，即人类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包括人类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或者说，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认识自己，有没有人类理性所达不到的领域？对此，苏格拉底始终对人类理性持怀疑或保守的态度。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苏格拉底及其学说，“自知无知”的观点仍然能给今天的我们以深远的启示。
首先，它让人们对民主制度进行反思，对“多数人的暴政”产生警惕。
自从人类发明民主制度以来，一直为之深深陶醉，对其孜孜以求。雅典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同样感到骄傲，伯里克利不无自夸地指出民主政体的确立，使政权掌握在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手里，“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人们不仅关心私事，而且也关心国事”，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人们似乎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幸福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雅典人的民主制度把自己推入了战争的深渊，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正是如此，苏格拉底才会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产生轻蔑的怀疑。这并非像后来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反对、仇视民众（苏格拉底同样也批判专制政权），而是由于他看到了“无知”的大众多么容易受少数人的煽动和蛊惑，看到了民众心目中所谓的“光荣”和“勇敢”的追求带来的血腥的后果，看到了隐藏在民主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冷酷的罪恶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看来，世人都是无知的，却自以为自己掌握了智慧，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结果只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和利用。他不无嘲讽地指出：“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这些人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4）即以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多数人的决定就是好的，因为无知的叠加结果还是无知；同时多数人聚在一起，还容易产生狂热的情绪，这种情绪地旦为一些人所掌握或引导，就会产生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把自己推入苦难的深渊——雅典的民众不就是在少数驾驭者的蛊惑下，用“民主”的方式决定了战争，用“民主”的方式处死了苏格拉底吗？——多数人的民主就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痛苦地发现这一点。因此，在他看来，与其服从“大多数人的暴政”，不如让“那个知道的人”治理国家。这个观点在民主已然成为潮流的今天是很难叫人接受的。然而我们可以回想到50多年前的德国，20多年前的中国，当受了在主宰自己的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实际上只是在酿出一场又一场的悲剧；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在大谈民主制度的美国，其司法的最高权力却掌握在并非由人民选举出来的9个大法官手里，其实审判并处于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民众投票处死了一个除了言论外没有任何罪过的人。
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来击破人们对民主的盲目的迷醉，他告诉世人，由多数“无知”的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的所谓的民主并非十全十美，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启示。虽然我们无法要求参与决策的人都是如苏格拉底所要求的懂得“绝对本质”的人；虽然在苏格拉底所谓的“那个知道的人”（这种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实际上就是神，也只能是神）出现以前，我们最终选择了民主，但至少在选择决策者时应使其能力与决策内容相当，防止“多数人的愚昧”和“多数人的暴政”。对于民主制度的冷静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这一制度。
其次，自知无知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权威”产生警惕。也许人类都有崇拜权威的情结，无论是对神，对物或对某个人的崇拜。于是就有许多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把自己打扮成权威供人崇拜，从而去蛊惑、驱使、甚至奴役民众，以达到其目的。历史上有多少自称“奉天承运”的人在干着愚昧的奴役民众的勾当。然而苏格拉底却指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活着的有血有肉的人，由于受到肉体的欲望、怕惧、愚昧等种种羁绊，根本不可能认识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善”，我们每个人都是无知的。他这种观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质疑权威的可能。苏格拉底的这种论调当然会让当时的统治者感到惧怕，因为他动摇了他们统治的基石，因此他们只好以处死的方式让他永远住口。人类的认识能力总是要受到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甚至受制于人的理性本身，没有人能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我们只能在一定的领域内接近它，而在更大的领域，却只能宣称自己一无所知。任何一个认识都只能是对“绝对真理”的接近，而非其本身，倘若我们将之奉为神明而顶礼膜拜，最终只能像康德指出的那样：“我们和理智不是从自然引出定律，而是把定律强加给自然”，所谓的“真理”最终成为愚弄和奴役民众的工具。
最后，自知无知对于人类加深对自己的认识也有帮助。它能促使人类反省，从承认无知中不断求知，避免固步自封，陶醉在已有的成就里，或匍伏在权威的脚下。
总之，两千多年前，当人类醉心于自己创下的辉煌的文明时，苏格拉底就以巨大的洞察力看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宣称自己（人类）的“无知”的人。他的观点当然是很难见容于社会的。然而，苏格拉底仍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至死不渝，他自比为一只牛虻，在雅典这匹骏马打瞌睡时叮它一下，让它清醒，他把提醒世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宣称“只要我还有生命的气力，我就不会停止哲学的实践的教诲”，（4）然而，当时的人却不肯听从他的劝告，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处死了苏格拉底。对于死，苏格拉底是欣然接受的。因为他深信自己可以通过死使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离开这个愚昧的世界，到一个有真智慧、真“善”的境界去。因此，他意味深长的说：“死别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5）通过死，他把希望寄托在神的手里。而在我们这个没有神的世界里，我们却只能靠自己来面对这种无知的命运了。无论我们怎么去看待苏格拉底和他的学说，自知无知的信念始终像上天派给我们的牛虻一样在我们自满时叮我们一下，让我们清醒。
好了，愿苏格拉底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却仍然得在认识的道路上踯躅前行。
（1）]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P122 1963年版
（2）柏拉图《斐多篇》杨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P16 2000年版
（3）同上 P17
（4）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P8 吴永泉译
（5）《西方哲学史》 P125
（6）《西方哲学史》 P123-124
【注释】
无
【出处】
无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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