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一章“美国的出版自由”导读
托克维尔论出版自由与民主《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一章“美国的出版自由”导读
毛寿龙
出版自由的好处，已经为许多国家所证明。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广泛，它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社会风气。这是《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课题。在这里，他也给出了一个分析模型，认为出版自由度越大，那么出版自由的影响力也就越小；出版自由度越小，其对政治的影响力将越大。专制国家倾向于压制出版自由，反而使出版自由影响力更大；民主国家天然地需要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出版自由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很大，托克维尔在这一章，详细地分析出版自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与法国进行系统的对比。
一、分析的模型
托克维尔的分析模型很简单。出版自由与彻底的顺从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或者彻底的自由，或者就是彻底的顺从。所以专制国家倾向于限制出版自由，其结果往往使得有限的出版自由影响更大，不得不进一步走向彻底顺从，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在专制国家，有限的出版自由往往具有爆炸性的影响，进一步威胁专制统治。托克维尔用杂文笔法说明了这一道理：“与一切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却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为数甚少而增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鸦雀无声的群众大会上所做的倾诉衷情的讲话，比一千个演说家的大喊大叫还有力量。即使只能在一个公共场所自由演说，其影响也会象在每个村镇面对大庭广众讲话一样。因此，你得象破坏写作自由那样去破坏讲演自由。这次，你达到目的了：人人都不吭声了。但是，你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本想制止自由的泛滥，但我却把你带到一个暴君的脚下。”限制思想自由的结果就是限制者变成了暴君。在出版自由和极端的屈从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点，“从极端的自主走到极端的屈从，而在如此漫长的途中，连一个可供歇一歇的站脚处都没有遇到。”其结论是，或者出版自由，或者完全屈从。
托克维尔认为，在有些国家，出版自由可以补充一些制度上的不足：“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惩罚，因为它们的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出版自由就不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
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国家，出版自由是必然的事情。“在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设立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极其荒谬。当每个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国家的权力时，那就必须承认公民有能力对同时代人的各种意见进行抉择，对认识之后能够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各种事实进行鉴别。”
美国是民主国家，所以人们认为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是互相对立的两件事，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国境内的1200万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议限制出版自由。
二、美国的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使得美国的报刊可以自由地批判他们的总统。托克维尔引用了抵达美国后看到的第一份上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报刊是如何“恶毒地攻击”他们的总统的：“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杰克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政腐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他登上政治舞台，就象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赌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在退休后，他可能因为感到自由而咒骂自己过去为什么发疯，但忏悔并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发现的一种德行。”
如此攻击总统，但美国的当局为什么不惩罚报刊呢？托克维尔认为，这有若干原因，一是民主的原因，美国的司法当局之所以不惩罚报刊，是因为他们接受人民主权学说以后，马上就认真地加以运用。二是完善制度的原因，美国的司法当局不惩罚报刊，也在于他们不相信制度是可以一成不变的，所以“只要不是以暴力违法，攻击现行法律亦不为罪。”三是惩罚能力的原因，美国人认为，“法院无力管束报刊，而人类语言的微妙差别，又总能使司法当局抓不住辫子，所以这种性质的罪行几乎都能从企图抓住它们的手下溜走。于是他们认为，为了能够有效地对付报刊，就得有一个不仅致力于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且能摆脱周围舆论的影响的法庭。这个法庭要在审案时不公开，在宣判时不述处罚理由，惩处的主要对象是动机而不是语言。不管谁有权建立和主持这样的法庭，我以为追诉出版自由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个法庭将是社会本身的专制主子，它可以把作家连同他的著作一起除掉。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和许可之间没有中庸之道。为了能够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处而又要逃避痛苦，这是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这时，国家已疲于斗争，力量衰竭，企图找到一个使敌对意见与相反原则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最重要的可能在于美国的报纸虽然这么攻击总统，但对政治并没有形成任何威胁，也就是说美国报刊的影响力太小。影响力小，主要有地理的和法律的原因：
在美国，地方环境决定报刊在地理上分布很分散：“美国没有大城市。在那里，人力和物力分散于广大国土的各处，人类智慧之光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映辉。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这一切都来因于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方环境。”
美国的法律也很重要，在美国，既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又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更不知保证金为何物。因此，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少量的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所以美国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些很有教养的美国人，都把报刊影响力之小归咎于出版力量的这种过度分散。
报纸力量分散的结果就是任何地方都有报纸，报纸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它无法对政府构成威胁，也无法获得巨大的效益，因而也难以吸引投资和能人，其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小：“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是无法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的。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各显神通。在美国，没有一切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它们在攻击政府和为政府辩解时，也使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报纸在美国无法汇成可以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报刊力量的这种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显的后果：办报容易，所以人人都能办报；另一方面，由于竞争，任何报纸都无望获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在这类事业面前却步。再者，即使办报是生财之道，但由于报刊的样数过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难于致富。因此，美国的报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数决定一切，由多数规定每个人应当遵行的行动守则。这些共同习惯的总合，名曰宗旨。于是，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美国报纸的这一特色使得读者只对报纸上的事实报道感兴趣，最终使得各大媒体不得不形成以报道事实为主的报道风格。
托克维尔分析方法的特点就是从两个方面去看问题。他讨论了美国报刊影响力小，接着就该反过来说美国报纸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了。他的看法是，美国的报纸在政治上还是很有力量的，主要表现在它经常暴露政治的秘密，把政客依次推上舆论法庭；吸引人们关注某种学说或者主义；在不同的政党之间沟通意见；大量的报纸一旦形成某种舆论，其力量也极大，并且不易改变，成为稳定的民情的一部分。
三、难以理解法国的报刊管制
在描述美国的时候，托克维尔随时都拿法国做比较。美国人不把报刊当回事，但法国人认为报刊是不稳定的源泉：“许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报刊暴力来自社会情况的不稳定，来自我们的政治激情，来自随之而来的普遍不安。因此，人们一直在等待，希望社会恢复安宁，使报刊不再大吵大喊。”对此，托克维尔的评价是，报刊并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该保存其特性和激情。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的报刊对社会秩序影响大，往往变成革命的工具，因而易于受到司法当局的惩罚，其原因是法国的报刊有两个集中：集中在巴黎，集中在几个人手里。报刊集中对法国报刊的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使政府与报刊要长期共处都有困难：“在一个人人多疑的国家如此建立起来的权力，其影响当然是接近无限的。它是政府的敌人，政府可以与它建立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与它长期共处是不容易的。”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经验就是“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托克维尔对法国不懂这一道理感到不可理解：“我真不明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为什么还未在我们法国推广。”他认为，想借助报刊进行革命的人，使报刊集中于若干强大的机构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存秩序的官方维护者和现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为什么相信把报刊集中起来能减弱报刊的影响力，托克维尔觉得难以理解。他的看法是，“欧洲各国政府好象在用中世纪骑士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报刊。它们从自己的经验得知，集中是强有力的武器；而它们把武器供给自己的敌人，无疑是为了在抗击敌人时获得更大的光荣。”
四、出版自由的演进之路
民主政治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谁也无可阻挡。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天然的伴生物。从出版管制走向出版自由，需要有一个过程，最先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要吃点苦头。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与人的认知特色是密切相关的：
一个人的认知过程是先坚信不疑、然后有所怀疑，最后是再次认真地相信：“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出版自由可以使人从因无知而深信不疑走向有所怀疑，然后要从有所怀疑走向不轻信但有所相信阶段，就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很痛苦的，往往是革命性的。托克维尔说：“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这一痛苦的过程，总是需要有人来承受，而享受出版自由的第一代人就是要吃点苦头的。但是，人类什么时候可以不持苦头就享受其进步的成果呢？
读完托克维尔的这一章，作为中文世界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21世纪中国也将是出版自由的国度。从出版管制走向出版自由，对中国来说，无疑也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一进程不在于政府取消管制，而在于取消了之后，出版自由将以何种姿态发展，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如何。90年代广告自由的进程可以看到，一旦获得了自由，人们将根据自己的利益滥用自由：虚假广告满天飞、烟酒等不良广告满天飞等，就是享受广告自由之后的第一波祸害。出版管制一旦取消，其结果很可能各方面处于自己的利益滥用出版自由。而当人们尚未适应出版自由的时候，当出版物的见解可信度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社会的舆论和人们的心态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还处于一种信仰社会的状态，即人们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一旦背叛自己的见解就成了可耻的变节者，而对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却羞于提及，这时整个社会就会失序，社会冲突乃至暴力革命都可能发生。
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时代“人们不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但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亦都同样少见。……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在这样的社会里，出版自由导致的消极效应就会比较少，而其积极效应就会得到发扬广大。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在从信仰社会走向物质的社会，有了这一社会条件，从出版管制走向出版自由的历程就会相对容易得多。而有了出版自由，也可以预料，民主革命的进程也将是渐进的、平和的、富有成果的，而不是暴烈的，没有结果的。
(2000年11月3日初稿，11月26日定稿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
【注释】
商务印书馆
【出处】
商务印书馆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宪法->外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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