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平等和自由——关于《论美国的民主》
虽然预言家的名声总是不太好，因为历史的事实和人们的预言几乎都有很大的距离。但读了托克维尔的这本书，你不得不佩服他惊人的洞察力。他令人惊讶地准确预言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他认为，如果美国发生战争，那肯定是由于种族原因，而且他预言这两个种族“不久即将导致可怕的内战。”（《论美国的民主》第420页。以下引文只标页码。）；还有，欧洲工人阶级的糟糕的生存状况会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第918页）以及那句如同谶语的预言：“他们（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笔者注）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象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第481页）不过，如果托克维尔仅仅是个预言家，或者他的著作只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那在过了一个世纪后，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不时地想起他的书。我认为，他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政体都无法体现绝对的善，民主政体也不例外；而且，民主不是无条件的。
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由于他是贵族，后人在评价他的思想时，总认为他对民主社会的批评是出于一个贵族对平等的仇视，或者说他在怀念贵族时代。这种评价是不公正的。托克维尔的确认为，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贵族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身份的不平等，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之处很少，他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而且在贵族社会里，只有少数的人有所作为，大多数人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在民主社会里，身份的平等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地位，因而每个人更关心自己，这可能导致个人主义，个人对社会的关心可能会变少等等。他说：“民主制度松弛了社会联系，但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接近的同时，却使公民彼此疏远了。”（第738页）他还认为，在贵族社会，个人自由是有保障的。因为君主没有独揽大权，管理国家的任务分给贵族成员。而且，由于贵族是世袭的，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君主，而是由于他们的身份，所以，它可以保证君主无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但在民主时代，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可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公众的意见不仅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唯一指导，而且，拥有不在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权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公众的判断不与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接近，绝大多数是不会承认它是真理的。因而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
在他看来，民主社会所具有的最大危险在于对平等的追求可能导致中央集权，或者换句话说，平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托克维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有两方面相反的追求，一是需要别人的指导，二是希望保持自由。他们认为把主权交给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可以平衡这两方面的矛盾，并能使自己的追求得到满足。虽然人们对不平等所造成的压迫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但平等带来的暴政和压迫和以往的不同。“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余端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第870页）所以，人们对此往往没有足够的认识。他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人民在摆脱过去的从属单位后为自己重新设定了主人，这是一种新的奴役方式。这种新形式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民主社会缺乏贵族社会中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多数人的暴政”所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
托克维尔认为“多数人的暴政”是非常危险的。他说：“没有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第252页）并且说： “我所以要把平等给人的独立造成的危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是因为我坚信这种危害是未来的隐患中最可怕的，而且是最难预测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不能克服的。”（第881页）
总之，贵族社会的特点是不平等但不容易产生中央集权，而民主社会则是平等但可能导致中央集权。“在民主社会里，只有中央政权是地位比较稳定和活动比较恒定的存在。……民主社会越是长期存在下去，其政府越要中央集权化。”（845页注释）不过，托克维尔认为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各自有一些自己的弊端和美德，它们是不可比较的。有些品质在前者看来是合理的或是自然的东西在后者则是不合理的或是邪恶的。“因此，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去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不能对比。”（第884页）所以，他并不认为贵族社会比民主社会更好或者相反。只是凭着敏锐的直觉意识到民主社会到来的必然性，并希望人们警惕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
可见，他比他同时代的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有更清醒的认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他并不认为回到贵族社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他说： “问题是不应当再保持身份的不平等给人带来的特殊好处，而是应当确保平等可能为人们提供的新好处。我们不要让自己仍与祖辈相同，而应当努力达到自己固有的那种伟大和幸福。”（第885页）他对民主问题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面对必然要到来的民主社会。
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民主社会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就因此没有希望了。民主社会有它自己的优点，比如比较仁慈，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等等。而且他还说：“我越来越坚信，民主国家只要愿意干，还是能够建成高尚而繁荣的社会的。”（第885页）克服平等所带来的危害的唯一办法在于自由。虽然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人们对平等的激情超过对自由的激情。
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关于平等精神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思想。他认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平等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托克维尔认为：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并不是一致的，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协调的。他说：“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在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第621页）但他没有孟德斯鸠那么极端。他还是认为在民主社会对自由的追求是可能的。民主社会也可以参照类似贵族社会的办法保证自由，同时不削弱平等。虽然民主社会不可能产生贵族，但可以“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第875页）其他的办法还有结社，出版自由。“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第876页）司法权也有类似的作用。“法院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向个人的独立提供的最强大保障，而在民主时代这尤其是真理。在民主时代，如果司法权不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而加强和扩大，个人的利益就永远处于危险状态。”（第876页）“在民主制度下司法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既要防止人民犯法，又要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第903页）
托克维尔认为：虽然民主国家本能地趋向中央集权，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以平等的进展为转移，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第849页）对于在获得平等之前长期生活在自由环境中的人民，虽然中央政权的地位提高了，但他们不会放弃自由。但在一个长期不平等或者从来不知道自由的社会里，如在欧洲大陆，权力会以惊人的速度集中，而个人的自由将被推到最小的极限。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欧洲政府对人民生活和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多，而人们也渐渐习惯把政府视为导师。这加剧了中央集权的可能。这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欧洲，自由的观念是在人们的身份趋于平等后产生的，所以，可以说自由是平等的结果。但在美国（民主国家），虽然人们追求平等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美国的人民天生就爱好自由，他们希望在自由中享用平等，
他对美国的赞赏也在于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带到美洲，并用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侵犯。因此，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是早已就存在了的，而平等则是比较晚近的。欧洲的情形此相反。在欧洲，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在国王看来，在自由进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早已深入人民的习惯。”（第848-849页）他去美国固然有现实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第9页）
虽然由于特殊的民情使美国的民主比欧洲的好一些，但他并不是认为美国的民主就是完美无缺的。其实美国和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面临对平等的激情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能制约这种危险的因素多一些。如新闻自由、司法权等等。“在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里建立国民代表制度，可以减少极端中央集权可能产生的弊端，但不能根除弊端。”（第871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美国民主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原因。墨西哥对美国民主的移植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在中国，重提托克维尔是被置于关于“保守”和“激进”之争的特殊的话语背景下，这使得对托克维尔的思想的评价由于“站队”的需要而被曲解。不知为什么学界的精英们经常忽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历史是无法比较的。不管你在理论上认为法国式的革命还是英国式的革命更好，但在实际上我们却无法断定究竟哪个更好，因为历史只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而另一个是否更好，只能是假定。而且，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即使我们认定美国式的民主是最好的，或法国式的革命比英国式的革命更好或者相反，也不能保证“橘”不会变成“枳”。
正如西瑟所说：“认真地对待托克维尔，那么思考他的方法要比思考他的预言来得重要。”（《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我认为，托克维尔对我们有启发的是：民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只要有了身份平等，就可以说进入了民主社会。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决定了美国的民主是危害最小的，但这不意味着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民主。但不同国家民主的具体表现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认为我们不具有和美国相似的民情就认定我们不可能实行民主。事实上，托克维尔在当时就意识到身份平等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现代社会也日趋平等，可以说都在向民主社会前进。所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使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对个人自由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也是讨论托克维尔的意义所在。仅仅热中于探讨我们的选择在理论上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虽然民主是最不坏的政体，但它也不是完美的。虽然“多数人的暴政”在理论上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要避免它所带来的危害也并非易事。黑格尔说：人是不会吸取教训的。因此，我们经常要重提历史，对抗人类的健忘。
【注释】
商务印书馆
【出处】
商务印书馆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宪法->外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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