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术与政治》之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为业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之后两年，又做了“以政治为业”的演讲。出乎意料的是，洛维特的评价似乎十分低调，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这篇演讲没有取得象“以学术为业”一样的成功，而一年之后，韦伯就被他的学术著作和政治文章中的激情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后，因病去世。为什么？也许从两篇文章的中文翻译可以稍稍找到一点线索。
总的来说，三联书店推出的第四本韦伯著作，翻译质量相当上乘。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译者能够很好地把握韦伯的思想，这一点从译者对两篇演讲的段落划分就可以看出来（不过，第二篇演讲有一、两处划分稍嫌勉强）；另一方面，作者的译文不仅基本做到了准确和忠实，而且文笔流畅，颇有文采，时常能够捕捉到韦伯演讲的神韵。在许多学术翻译流于单纯的外语翻译练习或生硬的学术术语对译的今天，诚属难能可贵。不过，两篇演讲比较而言，尽管第一篇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基本上问题不大。而且我怀疑，对于这些错误，作者依靠的英文译本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此外，如果作者在翻译时参考的德文本不是早期版本，而是注释详尽的全集本，可能韦伯文章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许多引文至少会译得更妥贴一些。第二篇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部分因为作者没有利用Peter Lassman和Ronald Speirs更忠实原文的新英译本（“以学术为业”使用的就是Lassman等人的这种新译本），部分可能由于作者并不太熟悉韦伯在同期撰写的解释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即今天所谓《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有些重要的用语或概念，或者译得不够准确，或者前后不够统一。比如韦伯论述的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特点：“Betrieb”，只是在文章开始十几页后才译作“经营”，此前数次出现，均译为含糊不清的“组织”。韦伯论述的政治家的三种素质之一的“Augenmass”，也只是在全文结尾一段才译为比较简洁准确的“眼光”，而此前一直采用比较冗赘的译法：“恰如其分的判断力”（Lassman等译为“a sense of judgement”，也有译“分寸感”）。其它一些涉及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方面基本理论的术语，译法也有待商榷。
从中文本在翻译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发现，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多少有些悖谬之处。当韦伯做“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时，正是他一生中参与政治最投入，最积极的时候；而当韦伯做“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时，却是他接受慕尼黑大学的聘请，继“精神崩溃”后正式重返学术界的时候，这时他已经决定至少暂时放弃他的政治活动。因此，在整个“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直到全文的四分之三处，韦伯才通过对几个世界大国的政治结构的比较研究，从漫长的支配社会学的理论概述转向了对德国现实的探讨，从而力求揭示面对这一现实时“以政治为业”的意涵。德国著名韦伯学者蒙森曾说过，韦伯并不只有一副和谐完满的肖像，而是有两副难以协调的肖像，政治与学术。也许，在“以学术为业”中，两张面孔面对面的凝视，赋予了整个演讲一种充满活力的紧张，演讲中所谓学术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张力，部分正来自韦伯自己生活（乃至整个德国知识界）的这两副面孔之间尖锐的张力；而在“以政治为业”中，与题目恰恰相反，倒是学术的面孔遮蔽了政治的面孔，整个演讲笼罩在韦伯透辟的眼光对欧美各国复杂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冷静剖析中，而“以学术为业”中多少令人焦虑和不安的张力却似乎黯然消退了。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韦伯后来在修改这篇演讲打算出版时，才会认为这篇演讲“太过平庸”。
不过，“以政治为业”仍然和“以学术为业”一样，并不仅仅是一篇所谓“政治社会学”的专业文献，而是理解韦伯全部思想的“钥匙”文本。而洛维特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没有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自由学生协会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也很少赞成韦伯的立场，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紧迫政治抉择面前，这些听众没有从韦伯的演讲中找到他们希望听到的答案。然而对于我们的今天，韦伯的这篇演讲却可能赢得更愿意耐心倾听和思考的“读者”。
与“以学术为业”一样，“以政治为业”也是从驱除各种幻觉开始的，不过这里对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的论述要比上一次演进中对学术客观环境的论述“冗长”得多，一个根本的理由或许是，面对政治，人们更难以摆脱各种伪神的魔力。韦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前提是要具有三种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但是，这种激情，并非浪漫主义式的“亢奋”。只有具备现实的责任感和冷静的眼光，才能避免经常在各种革命的狂欢中出现的这种“亢奋”。事实上，在两年前的“以学术为业”中，韦伯就指出，面对理性化带来的除魔世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产生了一种盲目追求体验、信奉个性崇拜的“理智主义的浪漫主义”。这种理智时代的怪胎，奉行了一条令人诧异的路线，将那些唯一尚未被理智触及的“非理性”的领域，也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来加以审视，因此，这种浪漫主义与其说是对“非理性”真正体验，不如说是尼采当年尖锐嘲讽过的一件拙劣的仿制品。而这种浪漫主义正是韦伯厌弃的“虚荣政治”背后的关键动力。这种“虚荣政治”与韦伯捍卫的“荣誉政治”貌合神离，相去甚远。
对我们来说，也许从韦伯有关“虚荣政治”和“理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论述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信奉各种各样的伪神，无论是韦伯当年反对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还是关系暧昧的民族主义，抑或他竭力与之划清界限的国家主义，甚至是那些只有口号和旗帜、死抱着一些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空洞信念的“自由主义”或“人民民主”。这些形形色色的“虚荣政治”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就是因为人们希望得到轻而易举的答案。人们难以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找到一种互补和平衡，所以要么流于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或政治冷漠，要么受到各种虚荣或怨恨的情绪的鼓动，缺乏冷静与超然，不负责任。而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一再强调的成熟，就象当年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的一样，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教室里的教师不能代你思考，街头的报纸不能代你去思考，同样，民族或国家也一样不能代你去思考。因为，最终要由你自己来承担思考及行动的责任。
康德说过，“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因为“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正是因为成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才需要将政治作为一种天职，来培养一种成熟的人格。也许对于生活在贫乏的时代中的现代人，只有具备了这种成熟的人格，“把激情、冷静和眼光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才能在面对“象铁一样冰冷黑暗的极地长夜”时，既不屈从于各种伪神的诱惑，也不听命于怨恨或政治冷漠的支配。
当然，早在撰写《新教伦理》时，韦伯就已经敏锐地指出，这种人格，不再是一种洪堡式的“完满的和美的人性”，而是在一种有限的、局部的工作中实现的人格。在我们的时代盲目追求那种完美的人格，最终不过会沦为一种浪漫主义式的个性崇拜；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彻底放弃人格，放弃我们的天职，我们也就最终放弃了我们的自由，真的成为囚禁在“铁笼”中的人。在1909年的一次演讲中，韦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人格，那么我们最后就只剩下对秩序的渴望，没有勇气，听命于秩序的摆布。因此，成熟的人格本身就意味着同时抗拒“总体化” 和“工具化”的双重诱惑，不在“妄自尊大的情绪”和“机械的麻木僵化”之间摇摆不定。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证实了韦伯的冷酷预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道路的尽头都是奴役。
韦伯晚年颇为欣赏歌德在《浮士德》第二卷和《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对现代世俗社会人格形塑的探索，并多次引用其中的段落或意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当宗教已经渐趋退入私人领域，他们越来越少从宗教那里来获得一种感召。在托马斯·曼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诉诸艺术这项天职。不过，“以政治为业”中的韦伯，尽管在一年之后就将不幸去世，但却和《魂断威尼斯》中脆弱、衰竭的阿申巴赫不同，丝毫没有现代人常常出现的妥协与厌倦，而是“具有一颗强韧的心”。因为，韦伯的政治，和学术一样，已经肩负起塑造人格的使命。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结尾处阐述的著名格言。针对政治这门关注现实的“可能的艺术”，韦伯告诉我们，“除非你执著地探寻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
【注释】
三联出版社
【出处】
三联出版社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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