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优先性——评《正义论》
罗尔斯（John Rawls）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哲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过去三十年，讨论批评该书的专着及文章汗牛充栋，罗尔斯本人的观点也在不断调整。1975年德文版出版时，罗尔斯已对英文初版作了修订。在同样的基础上，《正义论》英文修订版去年正式出版。其中最主要是修正了对自由原则优先性及基本有用物品（primary goods）的论证。罗尔斯相信，修订版较初版有重大的改善。由于《正义论》全书的论证环环相扣，牵一发动全身，故修订版的结构、节数虽然和初版一样，不少地方却作了删改增补，结果页码与初版也变得完全不同。下面我将集中介绍修订版的改动及其背后的理据。《正义论》一书的论证庞大复杂，目标却很清楚：取代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为民主社会建立一个系统性的自由主义正义体系，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及自由得到绝对保障；同时，在社会经济资源方面，证立一个较右派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更为平等的社会分配原则。这两个目标体现在他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之上：
（1） 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兼容的情况下，拥有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
（2）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a） 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b） 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
这两条原则具有一种词典式的优先次序，即在第一原则未被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去到第二原则，原则之间没有交易折衷的可能。对罗尔斯来说，第一原则绝对优先于第二原则，个人基本自由不可以因为社会及经济的整体较大利益而遭到限制及剥夺，自由只可以因为自由之故而受到限制。
由于修订版只是修正对自由原则的论证，下面我将只集中谈第一原则遇到的问题。
有几点我们得先留意。首先，自由原则所指的基本自由，不是泛指所有的自由，而是民主国家宪法保障下的一张自由清单，包括思想与信仰自由、结社与言论自由、政治参与自由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构成一个自由的体系。其次，由于不同的自由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自由是绝对的，而必须互相作出调整均衡。最后，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对一些经济落后、温饱尚未得到保障的社会便不适用。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原则正正是针对效益主义而发的。效益主义认为，当一社会的基本制度能增加社会整体效益的时候，该制度便是合理及公正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出于经济增长或效率的考虑，基本自由便可以受到限制。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权利，道德上也可接受。但罗尔斯认为，效益主义难以接受，因为它并不重视个体的独特性，个人只是满足整体效益的工具，个体的平等权利及尊严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他的正义原则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自由的优先性保证了所有人拥有最大程度的均等的自由，任何整体利益或其它价值，都不可凌驾于自由原则之上。问题是，如何证立自由的优先性呢？这是罗尔斯理论的关键。一旦论证失败或欠说服力，便会削弱整本书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罗尔斯是透过假然契约论来展开他的哲学论证的。基本想法是这样：我们希望寻求一个公平的、人人都可以合理地接受的正义原则来规范社会基本结构及分配合作所产生的成果，但我们却不知道那一原则最能符合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原初境况（original position）中，立约者被一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遮去了所有与思考正义原则不相干的因素，包括他们的天资、社会地位以及特定的人生计划等。在这个公平的境况之下，自由平等的立约者根据他们的理性计算，自愿地选择一组最能保障及促进他们的基本有用物品的正义原则。社会基本有用物品是一组可以作为人际比较，并被界定为对任何理性的人生计划都有用的价值，它们包括权利与自由、能力与机会、收入与财富及自尊等。罗尔斯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立约者会一致选择他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而不是效益原则。
但既然基本自由只是众多基本有用物品之一，为甚么立约者会一致地给予自由原则绝对的优先性呢？为甚么他们不可以为了换取较大的物质享受，而自愿放弃一部分政治自由，接受一个较为独裁的政府？这是牛津法学教授哈特（H. L. A. Hart）1973年向罗尔斯提出的质疑。罗尔斯在初版的主要解释是，当社会的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人们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重视，将远较物质享受的增加为强。他们对追求精神及文化生活的兴趣，以及参与种种社群及公共事务的欲望，令自由变得特别重要。罗尔斯认为，从立约者的观点来看，用较少的自由来换取较大的经济利益及社会地位，是非理性的做法。但这个心理学及经济学式的解释，显然不是一个具说服力及决定性的理由。罗尔斯并没有清楚界定社会经济该发展到何种程度，才算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从而使人们重自由轻物质，但那却肯定不是一个极为富裕及满足所有物质欲望的社会。因为如果这样，优先性问题便已经不再存在。既然这样，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并没有绝对的理由使自利的理性立约者，不会考虑在自由与经济利益之间作出权衡交换。他们当然不会因此而选择奴隶制，但却可能暂时放弃一部分自由，换取更大的物质利益。况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多寡往往是决定个人身份认同及自尊的一个重要考虑，人们会有很强的动机不断扩增自己的财富。更重要的是，立约者在原初境况中，不具道德动机，只有自利考虑，他们并没有共同的更高序的道德理想。对他们来说，自由当然重要，却不必然优先于其它价值。
面对上述困难，罗尔斯在修订版中便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诉诸一个道德自律的论证。一方面，由于立约者知道他们离开无知之幕后，各有不同的人生计划，例如不同的宗教信仰及道德价值。这些价值都不是任意及随时可放弃的。相反，它们是每个人人生最根本的目标（fundamental ends）及利益。为了确保这些目标得到实行，立约者便会给予自由原则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自由的道德主体不仅重视他们的信仰及人生计划，更重视这些信仰是由他们亲自选择及认同的，而不是由外在权威强加于己。他们也知道，基于种种内在外在的因素，他们有机会修改甚至放弃原来的人生目标。因此，他们有一种最高序的兴趣（the highest-order interest）去培养自律的道德能力，藉以保证自己可以自由地建构、修正及理性地追求不同的价值观。既然立约者都有这种最高序的兴趣，一系列的基本自由便成为发展这种道德能力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满足这个最高序的兴趣的前提下，他们才会考虑其它价值。因此，自由便不再是和其它基本有用物品处在同一序列上进行比较。没有自由，自律便得不到保证。这样一来，对基本有用物品的说明也因而改变。它们被视为基本有用物品，不是基于历史性的经验调查，发现对所有的人生计划都有用，而是相应于这种对人的特定理解，成为发展人的自律能力的必要条件。罗尔斯80年代后的文章，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表述，他后来更补充，人们还有另一种最高序的兴趣，去发展一种正义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了解、应用及遵循正义原则去行事。这种道德能力和稳定性及自尊等有密切关系，同样要求自由作为实践的必要条件。
经此修正后，自由的优先性的确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持。但罗尔斯的整个理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例如原初境况便不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设计，它预设了一种自由主义对人的理解，即人应该致力发展成为一个自主、自律的道德人。当人拥有上述两种能力时，人们是自由平等的，而这也是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的充要条件。他的两条原则较效益主义优胜，最根本理由便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令这两种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亦因此故，他的假然契约论便不是他的整个理论的根本所在。因为这种对人的理解，早已先于契约被给定。而原初状态的设计，恰恰要充分反映出这种对人的理解。但是，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如何能在不诉诸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证立自律是人最重要、最根本的价值呢？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正正是希望能走出这种两难的一个大尝试。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注释】
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处】
中国社会出版社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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