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园夜话：颠三倒四说苏力
沈园夜话：颠三倒四说苏力沈浪2001年1月07～16日于]
之一
我有一个不怎么好的读书习惯，就是喜欢把书倒过来读。我总认为阅读也是一场搏奕，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搏奕。作者总是尽心设置一套话语策略来俘虏读者的心志，而作为读者的我，则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不喜欢被人主宰的阅读，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打破作者精心设置的“话语策略”。
十数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文章的开头，往往是作者精心布下的一个精致的陷阱，比如渲染自己选题的重要等等，目的是要诱敌深入。为了反抗这个策略，我常常把一本书或文章颠倒过来读：先看结尾，再往前推，最后才看作者在开头费劲心思的布局，就象本来是要被人伏击的，结果我绕到伏击的人身后，在他全神贯注地等待捕捉猎物的时候，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那个时候往往忍不住要大笑三声的。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还是先回到苏力的文章上来。先看看苏力的收尾。
苏力的结尾是很有意思的，他最后说“我还必须重复，因为值得重复，本文所概括的方法仅仅是一种指南，可能对学习研究法律者有所用处，但并不一定管用，你可以借助这一指南，多多练习，或许能有所收获。”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他的文章就是为这个对话者写的。同样也必定受这个对话者的反制约。这就是一个作者的语境，是我们理解作者真实意思的一个路径。从苏力的这段话，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苏力心目中的潜在的对话者，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因为一个成熟的阅读者是不需要这种提醒的，在苏力貌似谦恭的提醒里，我读到的是他对读者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自然会反过来影响了他的叙说，也影响了我的期待：如果你的对话者不信任你的智慧，你还能从这场对话中期待什么？
之二
对于一个熟悉现代哲学的人来说，语境论实在不是一个能够震撼人的心志的话题。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语境化的。法学的语境化，不过是人的语境化的某种方式而已。
解释学的问题处境是：如果说人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又是怎样生成的？解释学要探究的就是意义的生成问题。如果说，意义已经是一种解释，那么解释学要做的就是对解释的再解释，是探讨解释如何可能的问题。苏力所说的语境论，就是要对某种解释进行再解释。
这种再解释的方法就是语境化：把语言还原到语言环境里去，而不是就语言解释语言。
比如说：“你真坏！”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是不一样的。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是认为那个人真坏；而恋爱中的女人却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他所爱的男士进一步使坏。这就是苏力严肃话语和宏大叙事里所包涵的意思。他本来不需要用那么臃肿的专业话语来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已经是非语境话的叙事了。我在阅读苏力的这篇文章时，经常感到这种不和谐。我喜欢他充满细节的分析，但是当他想以此为基础构建某种宏大的方法论时，我就不再有阅读上的快乐了。
下面我来评论他的语境论的方法。首先要说明的的，我的这种评述还是以我的致思路径为主。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我就已经构建了一个语境论的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是现象学的。我看不出除了现象学，还能有其他的“去语境化”的途径。
我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先要悬置我们的先见，包括知识上和价值上的评判。第二步，是做一个现象学的还原，把我们要讨论的法律制度还原到他得以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情情境中去。这就是所谓的回到现象本身。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这里的回到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构的过程。最后我们要做的是凝视这个现象，发现和解释他的生成的原因，获得关于这个现象的本质性的知识，从而完成语境化的最后一步：本质还原。
当我带着这个先见来解读苏力提供的方法时，我没有发现多少令人激动的东西。他的优势依然在对细节的分析上。也许他不熟悉现象学的进路，这使他的叙说失去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知识背景，并且在逻辑上表现出某种粗糙和混乱。
比如他的第一步是重构，第二步是“当重构了问题之后，研究者必须再考查人们的自然禀赋、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等相对稳定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之在解决这一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和规则选择的基本制约。”这个进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第二步的工作，第一步所重构的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问题是伴随语境化之后才能真实地展示出来的，才能是语境中的问题。
在没有充分地语境化之前就先入为主地重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是作者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具体语境中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在还没有了解某一制度的产生的具体情境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并且重构问题呢？问题的提出、重构和解读，只能在我们建构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之后才能进行，它只能发生在我所说的本质还原阶段。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许多对苏力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苏力的这一方法论的确具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先行确定问题的错误秩序，会使语境化的努力成为一个伪装，从而导致语境论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语境化，不过是为了论证自己的问题的正当性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是非语境化的：古人的思想在这里被巧妙的转化成了解读者个人思想的一个注脚。正是这一方法上的缺陷，导致了苏力在使用语境化的方法时，具有严重的概念先行的倾向：
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发掘现象本身的意义，而是利用现象来证明自己的某些学术主张。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苏力为人诟病的学术倾向在方法论上的根源。
之三
经济学家常把自己分为纯粹的理论经济学家和政策经济学家。这种区分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政策建议和理论研究是两个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方法、知识结构和致思旨趣。理论经济学家追求的是理论上的解释力，而很少考虑政策上的可行性。而政策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这样的区分带来的专业化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法学和经济学同样是应用性科学，但是法学家们似乎总是缺乏某种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他们关注现实，不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兴趣，而是要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解决现实问题。这种角色定位上的模糊，当然不能享受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知识效益。至少从目前的情形看，法学在纯粹的理论上很难说有多少建树。我的这些题外话，是读到苏力语境化方法的第四、五条时所生发出的一些感慨。
我要声明的是，我从来不反对学者应该关注现实，现实是学者思想的土壤。没有对现实的关怀，思想是不可能有根基的。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意思是：不同的学者，应该有不同的关怀现实的方式。应用性法学和理论性法学的区别，不在于他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由于研究方法和理念上的区别。对于一个理论法学家来说，他只应该关注某个现象在学术上的意义，而不去或不主要去考虑他的研究的现实意义。否则我们会因为对现实的关怀而牺牲理论上的深度。这个问题，赵晓力在他为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所做的序里已经指出过了。赵说：
苏力既出世又入世的为人为学的品格给他的理论造成了断裂。比如苏力一方面主张法律多元，同时又提出要保持国家法律的震慑力和权威性，一方面提出本土资源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主张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明显的矛盾在苏力的书中随处可见，无疑是一件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更让人担忧的是，苏力入世的现实关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作为学者所应该具备的冷静和超然。苏力上述方法论上的矛盾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种矛盾的学术性格阻碍了苏力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同时也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应用性的法学家。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学人，我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也经常感受到一种痛苦的分裂：当苏力以他的无情的渊博知识解构某一法律现象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心志上的快乐；但是当他试图为现实提供具体的法律建议时，他的意见经常可以用来做社论。有谁愿意读社论呢？
又扯远了，好了，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苏力的方法吧。苏力最后说：
“在我看来，一个认真的法律制度研究，都不能不考虑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这里的几个方面就包括了“第五步，一个负责任的法律研究者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制度和规则变化，并基于当下已发生的或有根据预期其即将发生的社会条件变化来说明新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这个主张无疑是很强蛮的。我实在看不出他和语境论联系。因为在我看来，所谓的语境论只是一种解释学，是对某一特定法律制度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一种解读。它的使命只在于解释，而没有提出建议的必然要求。语境论告诉我们的是“它是这样的”以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完成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解释，而不必然联系到现实的改进。这实际上也是苏力的意思。在一开始提出语境论的时候，苏力就这样假设语境论“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在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语境化只是“理解”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更多地是回溯而不是前瞻，是理解已经存在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建构尚未发生的新的制度。对于一种尚未发生、应当而不是实然的制度，我们如何设身处地地、历史地去语境化？一个人能投入到尚未发生的历史中去吗？当然可以，不过这种投入是一种十足的“想当然”。这种想当然还是语境论的方法吗？我不知道。
之四
现在我终于要进入到第三部分的评论。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部分。在第四部分，苏力反对“笼统地用一种热烈的言词表述一种‘价值’或‘方向’的选择”，但是在这里他恰恰实践了他所反对的方法。我很难反抗他的叙述的热情，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做点别的什么。
我承认，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能明白苏力的意思。因为他所谓的语境化，我总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不能理解语境论“是行动者、实践者的进路”的说法。行动者、实践者本身就是语境中人，还需要语境化吗？这是我的问题，从苏力的表述中，我看不出答案。我们还是来看苏力的理解。
苏力充满激情地说：“语境论的进路不是宣传鼓动家的事业，也不是一般的思辨家、学问家、评论家的事业，它属于实践者和行动者。它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推进这种改造；它不是大连金山体育场那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呐喊或体育评论员的赛后评点，而属于（因此并不等于）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并不只能或只应以失败告终的一代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它拒绝‘天桥的把式’，而欣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这里我们且不如“天桥的把式”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同样需要语境化的理解，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天桥的把势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更有效果。脱离具体的语境做这类无谓的比较本身就是非语境化的。
苏力的问题还在于他以下的偏激的看法：中国足球的进步只能寄希望于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他极其武断地否定了球迷的激情呐喊和支持，否定了足球评论员的幕后点评。
只要稍微熟悉足球的人都知道，苏力对足球的这种理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杰出的教练和他们的战略计划是被足球市场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教练员闭门造车的结果。如果忽视或缺乏球迷的支持，中国的足球还能强大起来吗？如果没有认识到球迷和新闻媒体对足球的巨大推动力，再怎么去创造条件也不能把我国变成一个足球大国。
从这个分析或许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苏力的关于法律制度变革的看法：中国的法制建设属于苏力这样的语境论化了的专家，中国法治的希望就在他们所提出来的战略计划之中。从苏力文中流溢着的入世的激情和精英式的自负中，我有把握相信自己的这个推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力的价值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掺入了太多的意志主义的因素，他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语境论的基本精神：在具体的语境化之前，不要预设价值立场和思考路径。
真正的语境论只有在语境化之后才知道是否需要行动。行动只能是语境化的产物而不是前提，更不是目的。真正的语境论者在语境化之前，要搁置自己的先见，尽量不带偏见地回到现象本身，通过凝视现象发现本质。
这种本质并不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相反，它在很多时候是无奈的、痛苦的。语境论的思考并不必然产生行动的计划，因为他的目的是对行动的思考而不是去行动。行动者是不需要语境化的，因为他就在行动中，也就是在语境中。
语境论与文化论和价值论的区别就在于：后两种方法总是从某一立场出发，而语境论者是没有立场的。或者，语境论的立场是一种“元立场”，它只主张从语境中去理解语境，而不是从文化、价值等其他立场来理解。真正的语境论者是没有立场的，所以他的立场才是语境的立场；同样他也是没有自己的价值的，这样他的价值才是语境化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语境论。这才是语境论超越价值论和文化论的地方。
但是苏力显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为语境论设立了行动的品格、实践的品格、意志的品格。苏力的语境论实际上是一种意志主义的解释学。如果我的看法不是太过偏激的话，我有理由说：苏力，这个暗夜的穿行者，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路径却又误解了这个路径。他发现了它却又走上了歧途。
结束语
关于苏力的语境论的解读，到这里该告一段落了。这个由华琳倡导、由天天率先发起的读书运动，是结束了还是还在进行中？也许我至少还应该期待华琳的“绝妙佳词”吧。
要评论苏力是艰难的，尤其是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和他对话更不容易。我的法学功底有限，所以只好更多地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评论。我不知道这种评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多少共鸣。
理解和交流从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好在我们人微言轻，还有资格胡说一气。恐怕苏力他们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谢谢分析和评论。
【苏力】 2001年3月08日14:32:19
谢谢分析和评论。
人及其行为都是语境的，但是人在行动时可能并不意识到这种语境，或误解了语境，因此行动错误。例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挺瘦的女孩子称自己要减肥，因为她不理解西方人所说的肥的语境，她理解“肥”的概念。这种情况很多。
足球的教练和球迷从长远来看是有作用的，但是进球不进球却是技术的事，这个比喻也许容易误解，但是我强调的是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差别。法律是行动者的事业，而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思想者的事业。
本文为“法律思想论坛”斑竹沈浪整理，经他授权在此发表。感谢沈浪和soar.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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