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历史——读《沪上法治梦》
一个人若不了解他生下来以前的事情，那他始终只是一个孩子。——西塞罗
《沪上法治梦》是曾经担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的何济翔先生于93岁高龄时所写的回忆录，追忆了在反右运动中罹受的劫难。何济翔先生1949年8月，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工作。在1957年的夏季，他因同意法学家杨兆龙先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一文，支持有关加强立法工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吁，就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随着杨兆龙被打成上海法学界第一个大右派，何济翔也被打成右派。1
这本书属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封面上是一个人的眼睛，似在蹙眉沉思，又似在追问。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目的，老先生在后记中说得明白，“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岂有他哉！”
我是属于出生于1970年代末的人，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无疑，我们关于童年的记忆还有着刚刚逝去的时代的痕迹。那时，小巷人家的墙壁上经常有大孩子用粉笔书写的“ⅹⅹⅹ是大地主”，然后是一个触目惊心、意犹未尽的“！”，以表达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所能想象到的侮辱；我们小的时候玩一种游戏，参加者唱道，“一只星星，两只眼睛；红卫兵，上北京……”。——我们不能忽视游戏对人的作用，——英国法律家与哲学家约翰·菲尼斯说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一书中将“生命、游戏、美学体验、友谊和社交，实践理性，以及宗教”称为“在极为多样性的实现中存在的普遍基本价值”，亦即“生命中七种美好的事物”。
在过去的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我的爷爷因曾经的职务、不堪忍受他人的诬陷而自杀；他曾经在去台湾的路上回返，为的是不忍离别妻子，而当他终究选择抛弃他眷顾的人，那是出于怎样的绝望？他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或纪念物，让他的后人只能从老人的叙述中想见他的形象；而我的父亲，则因出身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经历对一个家庭和个人来说当然是影响重大的，但在时代的大背景中，他们的际遇应是最平凡不过的吧。
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在身体上承载父辈所经受的苦难。因此，在读老先生的著作时，我感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在长大成人之后，阅读那段历史，我惊悚于人性的恶以及对作为脆弱个体的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一代人与我们之前的历史之间，却仿佛总隔着一面玻璃，因此，或许我的每一行文字都是冒昧的。
何济翔先生的这本小书涉及了诸多个人的经历。最引起我关注的是如下三位先生：杨兆龙、何济翔与冯英子。关于杨兆龙先生，书中收录了记者陈伟斯的《杨门浩劫》一文。作为国民党最后一位最高检察长，在1949年，杨兆龙先生选择了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继而担任东吴法学院的院长。他的厄运肇端于1957年发表于《新闻日报》的《中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一文。在今天，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杨先生的建议看起来是那么平常，它或许已成为了我们基本常识的一部分。但在那风雨前夕的日子，言说常识需要怎样的勇气？从“非常”到“常识”，历史不过走过了几十年，而对终有一死的个人来说，这个期限是他享有的全部光阴，他的所有梦想、努力、追求与幻灭所驻留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感恩于父辈的勇气与坚持。
从1963年到1977年，杨先生在监狱中度过了将近二十年。1977年被“特赦”，曾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其户口却不被公社接纳，因而，杨先生无法领取每月十元的生活费。监狱生活、物质的匮乏都没有完全摧垮杨先生。但是，当他最终从自己的学生那里知道：于危难时刻，他曾经无比信任的某人正是罗织罪名的神秘“导演”的时候，他终于不堪生命的重负了。“杨兆龙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从此，他一直沉默……如果他再坚持三个月，就可以活着看到他毕生盼望的重要法典颁布的日子了，他就会死亦瞑目了。”（页144）
其二，是何济翔先生自己的经历，它明白地体现在该书的目录中，——痛苦的批斗 / 从农村到收容站 / 江西铅山上海农场 / 马当采石场 / 彭泽芙蓉农场 / 悲剧的终结。“何济翔先生说，他之去做几十年农民，完全是出于他们小组长的作成。其实这种事也很多，右派在可划和不划之间，常常是由领导者一句话决定的。”（冯英子，序，页4）从法院的庭长到没有尊严的劳动者，二十年艰辛的体力劳动，期间多年经受饥饿的折磨，若没有乐观的态度、坚定的信念支撑，何济翔如何得以幸存？何先生对那暗夜一般的岁月的记述，在我看来，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监啸”。——“那时，我们身不由己，实际上过着囚犯生活。一天晚上，不知从何人开始，忽然宿舍中全体就业人员一起狂叫起来，顿时响成一片。……这次我有了上次的经验，自以为能保持清醒，决不随声附和，因此一听啸声起来，我就大声呵斥，想阻止旁人的狂叫，却不料我的大声阻止混入了大群人的啸声中……”用老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发生在群居人心理、生理的异常状态，是值得科学家研究的现象。”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让同学们写作一篇命题作文，标题叫作“战胜自我”。十几岁的我举例说，像音乐家圣婴那样在苦难面前放弃生命是不可取的，人应当坚持。而今想来，这样的说法何等天真无知？赴死需要勇气，而在不堪承受的肉体和精神苦痛降临的时候，在被剥夺一切人格的处境中，去“活着”或许需要更多的勇气。人何以“战胜”自我？
在以上两位先生的遭遇中，读者会看到法与秩序的缺席对社会和个人可能造成的损害，亦不难明了运动的步骤。先是取消个人的财产权，而后人丧失除却身体以外占有的一切；丧失了财产之后，人格成为无根之萍，继而是对人格和身体的毁损。——在群众激情的口号和雪亮的目光中，人的隐私和尊严变得无比奢侈、遥不可及。2那么，人将承受的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由此割断了与正常生活的一切联系，所能诉诸的或是对往日的追忆，——如诗人邵洵美，在监狱中，“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前幻想烤炉和火鸡那样，重温着过去”；3或是对未来的希望，——如何济翔先生，期待着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日。他惟独不能生活在“现在时”。
最后，便是序言的作者冯英子先生的经历。他的经历是特别的，正如他所言，“中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经受了这样的生活，我却逍遥法外，自出意外。有人问我：冯英子，你为什么不是右派？我笑着说：大概是我的祖宗积德所致。我当然是玩笑，其实真正说起来，其中可能有许多因果关系。” （冯英子，序，页1）让他幸免于历次运动的正是他无意识的行为。怀着建设祖国的热忱，在香港担任《文汇报》和《周末报》总编辑的冯先生急忙忙回到上海，随即被安排到《新闻日报》做秘书，后来颇为周折地才被调到编辑部。经过这番变动，冯先生懂得了“夹紧尾巴做人，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偶然地，冯先生没有把一篇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安排在第一版，当时他的同事们为此指责他的失误，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却微妙地成为先生“逍遥法外”的原因。
无疑，冯先生是饱含智慧的。经历了生命的种种离奇和荒诞之后，他平淡从容的文字流溢着对生命的追问。于是，让我以诗人穆旦的《智慧之歌》（1976）结束这篇文章吧。“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4
1 参见邵燕祥，“沪上法治梦”，载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3/2/class005300012/hwz119912.htm
2 参见王晓玉，“水清和她的男人们”，载《上海小说》2002年第2期。
3 张芙鸣，“诗人邵洵美的命运”，载http://person.zj.cninfo.net/"dongxi/magazine/1999/Lamp/lu07a.htm
4 穆旦，“智慧之歌”，载http://free.prohosting.com/"mudan/home00.htm
【注释】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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