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无名之死——读《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谈起瓦尔特·本雅明，不能不说他的死——作为无名者的死。1940年10月，也就是本雅明自杀后一个月，他的朋友，汉娜·阿伦特甚至没能在他安眠的法西边境小镇找到他的坟墓。而半个世纪后的1994年，一座以“通路”为名的本雅明纪念墓碑就在同一地点落成，镂刻在玻璃屏上的墓志铭正摘自他的遗作——“纪念笈笈无名者要比纪念赫赫有名者艰难得多。历史的建构要归功于那些无名之辈。”就是这位生前参与建构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无名者，在他死后二十年间声名鹊起，一跃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表达者与阐述者，并在西学大潮涌动的八十年代末被引介到了中国——这块现代文化符号的贫瘠之地。但是，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区区一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使本雅明长期被定位于文学批评家，难以引起公共知识界对其思想的全面关注与深入探讨。而1999年，《本雅明：作品与画像》的出版也使我们隐约摸到了西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脉相——从文化症候逐渐转向更为严谨的学术追问。
仅仅十二余万字的篇幅很难包容这位“欧洲最后一位文人”一生的精华之作。因而编译者打破常规编选了两个部分——“本雅明的作品”与“为本雅明画像”。没有译介者概括段落大意式的破坏性“前言”，我们可以直接切入本雅明的文本。林赛·沃特斯曾将本雅明的写作风格与亚里士多德同列，并引用了亚历山大·内哈马斯的评论：“惊人的简短、晦涩、不连贯和不完整。”虽然初次阅读难以领会其最深刻、最完整的思想理路，但是每位读者都会感受到本雅明的独特——个人化的思考与写作。表面断裂的文本正是本雅明的“形式”——而对于这位曾梦想写一本只由引文组成的书的作者，“形式”也正是其表达的精髓。汉娜·阿伦特与苏珊·桑塔格的两幅画像实现了本雅明在读者心目中由作者到思想者的过渡。当阅读逐步走向解读时，我们不禁会心怀至诚从第一页重新翻起。正如桑塔格所言，对本雅明，“不能以生活去解释作品，却可以以作品去解释生活”。
弗兰克曾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命名为一部“只能被重读的小说”。而眼前这本《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也正是一本需要被多次重读的“可写文本”。因为，当我们拂去本雅明的悲惨命运覆在他文字上的烟尘之后，真正的本雅明才会显现：一位批评家，一位现代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犹太人，一位哲学家——一位二十世纪学术界最经典的“游离者”。他的游离导致了他的无名之死，也造就了他身后的重生。当我们还处在柯林武德所讲的“学生的地位”之时，关切的也许并不是“19世纪的巴黎”、“失败者卡夫卡”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而是从本雅明的游离中汲取力量与启迪，摆脱门外的焦虑和困惑。
二
仲春时节，哈贝马斯的访华无疑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阵狂飙。一时间，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再次成为众相嘱目的焦点。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可能没有人会想起本雅明——这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的早期成员。这并不是时间与名声所造成的忽略，事实上，本雅明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是法兰克福的学派中的“边缘人”。在他与当时学派的领军人物霍克海默的通信中，二人始终在学术“语言”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本雅明拒绝使用传统的哲学语言，甚至用了“有害”的字眼为其定性。他甘于选择被学者抛弃的自由，继续其散文式、以至格言式的写作。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唯一的追随者阿多诺曾这样概括他的思想——“反对哲学的哲学”（philosophy directed against philosophy）。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的优势在于突破了英语世界中颇有影响的另一本由阿伦特编选的文集《启迪》，而收入了本雅明1928年出版的格言集《单向街》。在我看来，最能反映本雅明表达风格与思考特质的正是这部《单向街》与其遗作《论历史哲学》。段段独立而简短的文本构造的图景，于读者的反复阅读下，呈现出本雅明思考的座标。
在本雅明的文本中很难寻觅到概念、判断、推理的一般学术文章范式。正如他喜欢闲游在巴黎街头，让历史的碎片闯入视域，撞击他的思考一样，他的文字也就是在信马由缰的铺陈中，悬念般地笔锋一转——漫长的前奏顷刻溶入了这几个音符之中，然而音响也就此戛然而止，广阔的意义空间留给了读者。这纯熟的手法颇似中国画中“点睛”与“留白”的复合：
“在克利的《新天使》这幅画中，画着一个观看着的天使，好像他打算从他凝神注视的什么东西上离开。他的眼睛瞪着，他的嘴巴张着，他的翅膀伸着。这就是人们所画了的历史的天使。他的脸对着过去。在一连串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残骸碎片摞着残骸碎片，抛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去的人，把已经撞得粉碎的世界粘到一起。但是一阵狂风正从天堂吹来；这场风如此猛烈地吹开他的翅膀，以致天使再不能合拢他的翅膀。这阵狂风不可抗拒地把他刮向背对着的未来，而他前面的废墟向上越堆越高。我们称为进步的就是这场风暴。”(——《论历史哲学》第九篇)
在本雅明将“进步”放到了最后出现，对于具象的描绘延了文本的意义。而当“进步”突入我们的眼帘之时，一种重新阅读、重新理解的欲望立刻占了上风。正如在象征资源匮乏的现代，宗教狂热突现在梵高的向日葵、星空与鞋子之上，本雅明伴着激情的思索也呈现在这最后一笔之中。
与意义的延和突现相关，本雅明的作品中充满了现代派最钟爱的表达方式——隐喻（metaphor）。当时空走在两个百年之间，世界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向，每个思想者都面临着表达资源的枯竭。而本雅明选择以无限的类比描绘他的精神与思想空间。“隐喻是一种手段，通过它，世界的独特性被诗意地表达出来。”作为一位特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对马克思理论的阐发正是为“上层建筑”范畴赋予了具有犹太神秘主义色彩的感性基础，将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的关系置换成了一种隐喻性的联系：
“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而这个结构的地基不是均一而空荡的时间，而是被现时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这样，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古罗马是充满了现时间的过去，在这一时间中，历史的连续性被打断。法国大革命自视为罗马再生。它唤起罗马，正像时尚唤起过去的服装。时尚对时事具有一种鉴别力，无论在哪儿，它都能在旧日的丛篱中激起骚动：它像一头老虎一跃而跳入过去。然而，这一跳发生在一个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竞技场。在历史的广阔天地，这样的一跳是一个辩证的一跳，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论历史哲学》第十四篇）
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头脑中始终是一套教条，分明的骨架结构与固定的概念内涵构成其永恒不变的现实指向，以致于我们这一代人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字眼就蹙眉反胃。而本雅明的论述则与“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泾渭分明，没有“阶级斗争”的字眼，通过“虎跃”的隐喻本雅明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历史唯物论中的历史流变，更迭与往复。而影响了人类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通过西方学术话语的不断重新阐释和发挥而得以延续、理解与扬弃的。
本雅明放弃了几千年来支持人类思想的传统“概念”，而他的思考又无时无刻不指向这些“概念”。庸置疑，他的理论是非概念化的，因为他最早感知到笼罩在现代性中的世界已经失却了用概念整合的可能性。而隐喻是寓言的精髓，现代多重意义的世界也正是一个只能以寓言表达的世界。本雅明从来没有构建体系的野心，他不求赋予思想以秩序；他用文字呈现出的世界虽是破碎的，但却要让读者相信这一切的真实。正如他在《单向街》中“男人”一篇所言：“令人信服是不用概念的征服”。这征服的力量源于“观察”，并且是将自己“投入观察”。作为一个思想者，以这样的姿态切入生活，本雅明也就将“加油站”选作了他的“单向街”的起点：
“生活之呈现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事实，并不需要令人信服。这些事实甚至从来都令人难以置信。由此看来，真正优秀的文学不可能产生于现存的文学结构，因为这种枯燥乏味的结构常常是习惯的延续。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行动和写作的不断交替中诞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逐渐孕育出更丰富地激发敏锐读者的文学样式，而非那种洋洋自得的陈旧的书籍形式。只有迅速而直接的语言，可以毫不逊色地呈现生活的瞬间。”（——《单向街》“加油站”）
就在本雅明通过非概念的文本呈现出他的精神、他的真理之时，同一文本也呈现了本雅明作为思想者最闪光的内质，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命名的“诗意思考的天赋”。“诗意思考”摆脱了故纸堆中的寻宝，超越了概念工具的混战，这种思考从现时中汲取养分，以最贴近个人体验的高度来书写。“诗意思考”是知识超越的前奏，通过这样的思考，智识的结晶才能产生。在本雅明的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他的这种天赋，而当其终于呈现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已是我们自身“诗意思考”的缺失。
三
本雅明的著作是在八十年代末登陆中国的。张旭东在《启迪》的中文译本（台湾出版）中对当时的文化风气和知识环境作了一番详尽的描述：西方研究离开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理论创造，“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潮”沦为“一种不关痛痒的私人话语，或是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或市场上流通的新的文化资本（或不如说是资本的新的文化符号）。”可悲的是，这样一段文字似乎依然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当今的学术界。
与严谨构建背景、进行问题式思考相比，借用西学的大师级概念似乎成为一项时间短、见效快的学术“投资”。在先部队排个儿然后才有资格发言的学术论战中，用好了几个概念就好似挤进了各队领军人物的主战场，手握着消铁如泥的无敌兵器，大可毫无顾忌地施展花拳绣腿，直让对手和看客认不清招式才好。孰不知，这种内耗式的滥用概念不仅使我们在西学的误读中越陷越深，而且逐渐丧失了深入挖掘中国自身问题的阐释能力。不单局限在公共知识界，这一学术弊病也侵蚀了法学界。蔡枢衡先生尝言，中国法学就是“西方法学的摘拾与祖述”，而当今法学研究中这种“摘拾与祖述”早越过了西方法学，发展到了师弟摘拾师兄，学生祖述老师的地步。一人的创造可供一群人不断消化，学术概念也由此走向了规模经营的道路。即使这种“摘拾与祖述”并不至于沦为抄袭剽窃，危害学术伦理，而毫无智识贡献的重复劳动却异化了一大批法律学人，类似批量生产的学术论著无形中确立了教条的权威，理论的想象空间就这样被消解掉了。我们亲眼所见，多少学者就是在想象力的自多扼杀之后，患上了失语的不治之症，就这样堕入了学术上的无名死境。
处在“学生的地位”，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对阅读怀有一种“有所得”的迫切期望。就像乞丐从施舍者手中求得金钱一样，我从公认的学术权威著作中拼命地吸收着大量的概念工具和新奇的文化符号。然而，我们获得的是至为宝贵的力量；于我而言，这种力量正是学术上的“诗意思考”。
四
在本雅明的文本中，“呈现”是出现率极高的一个字眼。他相信“真理希望被某种突如其来的警笛声惊醒，无论那是喧闹声、音乐声，还是呼救声，从而进入一种自我呈现的状态”。现在我们听到了呼唤学术想象力的声音，但愿由此，延的意义、丰富的隐喻与非概念的表述等等“诗意思考的天赋”也将呈现于中国的法学研究之中。
今天人们纪念本雅明，因为他已经成为受法西斯迫害的其他被遗忘的人们的象征。这使我联想威廉·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抉择》的结尾：目睹了苏菲和内森安详的死，斯丁高的黎明时分走过大桥，心中默念着——This was not judgment day—only morning.Morning: excellent and fair.
本雅明作为无名者死去了，而他的作品与学术风格却在警示我们拒斥思想上的无名之死。毕竟，无论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我们都守望着学术的又一个清晨：excellent and fair。
【注释】
无
【出处】
无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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