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的考验
8月22日的《南方周末》登载的两条消息同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第三版关于北京首次基层民主实验的报道，让人对于正在大踏步迈向民主的中国社会越发具有一种信心，然而在该报法治版披露的因为一次村级选举引发的枪击事件又让刚刚受到鼓舞的情绪不得不冷静下来，回首中国在农村实行民主选举以来所发生的种种，我们有理由并决非危言耸听地认为：中国的基层民主正在面临一场至关重要的考验。 辽宁鞍山市干山区宋三镇大营盘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当时仍然在任的村委会主任张万鹏因为另一个候选人王国年的威信比他高，担心自己在选举中落败，竟然纠集了一批曾经在监狱服过刑的所谓“狱友”在选举会结束后，对王国年等三人大打出手，除王的头部、肩部、手部被严重砍伤外，其中一位选民还中了弹。浙江天台县洪畴镇明公村选举中发生的一起血案，新当选才十多分钟的镇人大代表干才平，在家门口被他在村里的政敌，堂叔干人印的女婿等人追杀，身中数十刀，倒在了血泊中……在这些无法穷尽的关于基层选举的报道当中，《南方周末》报道的这次畸形选举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这次村委会主任选举的候选人王家奎在当地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在王家奎任村支书的另一个村子里，任村委会主任的是他的侄女婿），王家奎还结识许多当地的实权人物（一名派出所副所长、一名刑警队中队长，甚至还有该市市委主要领导做靠山），另外，王在操纵指挥选举的过程中拥有很多别人无法拥有的政治资本（两个村子的村支书、一个村子的村委会主任，村办水泥厂厂长和镇人大代表等），王干涉选举的手段丰富，包括“先贿选、再暴力监控、最后痛下毒手开枪打人”（该村230户家庭共有170户收到了王送的价值150元的礼品，给村民发油发酒，选举当天还纠集30多身份不明的人对村民选举进行心理威慑，当最后遭到常姓村民的严厉质问后，恼羞成怒的他居然对常连开数枪，致使常全身中弹四十余处，险些丧生）。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贿选丑剧甚至是流血竞选，我们在痛心之余更加关注这些表象背后掩盖的利益驱动，用简简单单的法制意识淡薄是解释不了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的。为了当上村官，为了能在基层权力分配中抢占一把交椅，一些人不惜以金钱实物拉拢选票，甚至不顾国法逞凶杀人，在他们心中，当官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当上官后，又会把什么放在首位呢？毫无疑问，他们决不会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也决不会把法律公理放在首位，在他们心中惟有利益至上，为了利益他们不惜玩弄各种手段将自己推上那个令人眼红的职位。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就不会太强烈。”那么，这个职位究竟能给得到它的主人带来那些令人眼红的利益呢？《商报观察》记者到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困乡实地调查后发现，一个普通村主任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上级发放的救济款由他安排，左邻右舍的救济物资由他操心，连希望小学的捐款给谁都要他点头等等诸如此类我们无法穷尽的好处，村主任这个角色在没有公共报酬的情况之下只能用另类手段为自己敛财，而其掌握的这些权力资源无疑便是最好的生财之道，花几百元买一个村长，可以得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在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加强村民自治法制建设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认真分析了现阶段村民自治的实践，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几乎所有农村资源都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农民每年要向国家和集体要分配，现在，多数农村资源转到了农民手中，国家和集体反过来每年要向农民收取和提留等，集体兴办公益事业，如修公路、建学校，都要依靠农民的人力和财力，十五大以后，所有制改造浪潮席卷全国，村办企业的改制，村里土地的批租等，都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最后一笔家底的分配，由是观之，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当这个甚至不包括在官员序列中的基层负责人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位置对于社会资源的处置权，以及用这种资源所能换取的巨额个人利益。
但问题是，既然这些社会资源的处置与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那么农民理应关注这些资源分配的公正，理应积极参与影响分配过程，那么农民又为什么会轻易在一些小恩小惠面前出卖选票将一个并不称职的人推到村长的位置上呢？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指出：“乡镇自治的传统是美国公民自由精神的源泉。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把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也可以建立一个自由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肌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联系我国的基层民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在我国，一些势力之所以能够操纵选举就是因为这种内部专制因素潜伏于社会有机体当中的结果，选民之所以出卖选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和选民的畏惧心理。正象党国英博士指出的那样：农民在日益膨胀的乡村权势阶层博奕的过程中，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组织程度很低，无法于乡村权势阶层抗衡。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即使这股势力借助权威的力量推行一己私利，欺压百姓，破坏选举，我们淳朴善良的百姓也只会默默地承受而不去抗争，即使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利去抗争了，也会在强大的宗族势力的打压下最终变得无声无息。农民在这种状态下参与选举，得到的只是民主的外衣，实际上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农民怎么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中民主传统太少而无法在短期内建立民主传统的话，那么一些选民以选票作人情送给那些将来可能登上权力宝座的人以求其权力荫蔽的做法，便只能看作是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法治基础的颠覆。我们不能否认，实际上，在候选人博奕的同时，选民们也在进行着一场博奕，他们都在计算着选举后自己的得失，他们在选举时担心日后受到政治报复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内心真实意愿的表达。最后，导致对于权利的淡漠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民主传统的缺乏。我们的农民长期以来习惯了戴着镣铐跳舞，一旦打开了镣铐，赋予他们自主的权利，他们反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动作了。民主不能建立在没有经验的传统之上，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只能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培养其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著名学者王斯福曾经提出“农民抑或公民”的著名命题，应该说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乏是选举制度和民主观念无法深入人心并既而成为农民一种生活方式的深层障碍，公民意识一日不形成，则权利意识一日不存在，权利意识一日不存在，选举就只能成为权力博奕者掩盖其丑恶伎俩的遮羞布，选票就只能成为他们暗箱操作的筹码，而选民自己将再一次在民主的名义下成为名义上的主人，他们将放弃自己神圣的权利而为自己戴上沉重的镣铐。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令人鼓舞的一面，《南方周末》关于中国城市社区民主选举的实践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在柳州市柳南区所进行的直接选举试点中，人们发明了透明的投票箱，以防止在投票之前箱内就有选票和点票时箱内还留有选票；在其他一些地方，民主的程序问题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选民们在选举中使用了国际通用的用布帘子遮挡的秘密划票间，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使用，可见，在民主的亲身参与和实践当中，人民正在发展着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团体的逐渐进入社区，以及现代商品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一种崭新的格局也将会逐渐地形成，关注个人权利的现代公民将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空间和权利空间。
考察西方民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很早的时候，甚至在封建时代和前封建时代，欧洲就出现了很多自发的民间组织，他们一直沿用的以平等的表决方式决定本部族公共事务的方式被看作是“人民自治”模式的雏形，形形色色的基层参与团体和地方自治制度，培养了人民普遍操有的平等的观念，这些都使后来普及选举权的运动一帆风顺，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社会动荡，冯克利在《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一文中写道，基层民主是有利于现代巨型民主发展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与势力试图止住这种改革的势头，拼命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种子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旦民主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扎了根，它便只有一种命运，不停地向上生长、壮大……
我一直以为“草根”一词是对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状态最经典的比喻，他们植根于地表以下，终年不见天日，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土壤，为社会有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他们从不会哪里风来哪里倒，只是默默地监守着自己既定的位置，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只要草根尚在，春风一过，便又会欣然生长，生机勃勃……因此，草根民主便又被用来指称基层民主，其寓意之深，自不待言，然而柔弱的小草总易受到粗暴的践踏，被踩出一条通往权力与利益，同时也通往奴役的道路，成为某些博奕者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柔弱的草根要想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首先应该改造内部因子，由草根变为树根，不再左右摇摆，而是坚定地向上生长，只有这样，才能抑制草根的蛮荒化、沙漠化，防止民主的土壤被毒素侵蚀。
中国的民主何时才能由草根步入圣殿，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这场考验以及今后的路我们怎么走……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宪法->中国宪法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