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风东来 发表于 2009-2-4 13:00:19

  惑
    ——从两位首辅的处世方式所引发的思考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社会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单靠科学文化水平、知识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那就必不可少地被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包围着,就像掉进了蜘蛛网中的猎物,怎么也挣脱不了。因此,寻求一种合适的处世方式以便在社会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实在势在必行。
    读史使人有明知睿达、豁然开朗之感。以史为鉴,相信是一条千百年来都无人反对的教条。我想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两位对当时朝政起过重大影响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身上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在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张居正和申时行都先后就任文渊阁首辅,位居全国文官之首,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们掌管着全国的大小事务,是沟通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桥梁,可以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响着这个帝国的统治。两位首辅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行使着毫不相关的政治手腕,还有那风马牛不相及的处世方式。然而两者的下场都不尽如人意,给人以殊途同归的感觉,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先从张居正说起。1572年,张居正立下了特殊的功绩,设计铲除当时威胁皇室安全的首席内阁大学士,理所当然地坐在文渊阁第一把交椅之上。张居正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作者是这样来描述他的:“他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张居正不但拥有这样超凡的才能,而且能把自己的这种才能在皇上和全朝文武百官面前展露无遗,这也无不体现出其“野心家”的本色。单凭这一点,张居正可以成为当时年少的万历皇帝心中的偶像,并把朝中最大的政治权力收归囊中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然而他的处世方式却不能被世人所认同。他力图振作,也以他的才能使帝国于他在位的十年百事转苏、欣欣向荣。但他的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其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换句话说,就是摈弃原有的文官集团而另起炉灶。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自己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张居正聪明一世,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错误何在。他没有认识到文官集团才是这么一个偌大的以道德观念为轴心的帝国之真正主人,不但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还激起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张居正不能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与他本人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他虽然知人善用,但对于没有济世之才的人,他不但没有采取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反而加以摈斥,触怒他们。王世贞和汪道昆是两位曾被其开罪过的文人。俗话说:“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间”,但张居正偏偏不信这,他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最终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试问以张居正这样的处世方式,哪怕他有再大的学问、能力,又怎能为文官集团所相容呢?他建造的帝国只能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如海市蜃楼般很快就消失了。综上所述,张居正没能得到好下场——死后被清算是必然的事情。
    如果说张居正的失败是必然的话,那么与之采取完全不同处世方式的申时行又为何会失败呢?申时行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但他的温和谦让,却始终没有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度外。然而在极其复杂的官场是非之地,又有谁能置身度外呢?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他懂得迎合皇帝的心理,给他以下台的台阶,又会调和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他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也就是说,他深知文官集团的特点: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他并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申时行还明确自己作为首辅的职责,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这就是其所谓的“诚意”。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称为大合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始终坚持自己调剂折衷的原则。然而他的做法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他的诚意虽然能得到一部分文官的接受,得到皇帝的尊敬,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阴阳。但始终要受到一部分文官的关于其妥协懦弱的攻击,最终落到被迫请辞归田的地步。
    两位首辅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位锋芒毕露,一位温和谦让;完全相反的处世方式,一位以自我为中心,态度强硬而不留余地,一位处处为他人,态度温和而留足退路。在提倡人格趋同化的今天(就是在大的方面人格趋同,在小的方面保留一定个性),合适的处世方式应该更趋向于后者。但是如果像申时行那样处世——温和谦让犹不能得到好结果,纵然能得到好结果,自己又会开心吗?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要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不能成功。申时行最终也无法逃脱张居正的命运——处于孤立的境地。人生最大的悲哀也莫过于受到如此之重的心灵冲击吧。
    从两位首辅身上看到的两种截然不同而殊途同归的处世方式,人们是否应该思考: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惑”从此而生啊!
   
    【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未分类
页: [1]
查看完整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