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不清 圈地不止
如果不抓紧解决目前土地征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明年开始，中国未来５年将面临无地可征的局面。这是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袁祖亮在今年“两会”上发出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圈地风仍在持续，违法圈地的周期性愈加显现。２００３年以来各地设立的开发区５５２４个，占地３．５１万平方公里。在浙江，７４２个开发区规划面积达４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相当于该省现有城市和建制镇面积的３．６倍。
新一轮的治理整顿也随之展开。重庆市撤销了５０多个开发区，海南在撤并了６７个开发区之后，又于日前将剩下的２６个开发区整合为１４个。
在设与撤的循环中我们看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设”是政绩，“撤”亦是功劳；“设”彰显领导魄力，“撤”昭示理性回归。总之，治理成效显著，问题依然严峻。
严峻的是借圈地寻租，以圈地促发展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这背后，并非因为圈地能给当地群众带来多大的福祉，而主要是基于圈地能够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充分展示某个官员的能力。当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依赖于上级的认同而不是人民的口碑，官员们就不能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为他们的升迁做好铺垫——升迁需要政绩的支撑，政绩需要被看见，而枯燥的数字与抽象的发展无法让领导印象深刻，于是，圈地就被赋予了超越发展之外的过多的责任。至于生态的破坏，失地之后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却被人为的忽略。
被忽略的还有盲目圈地的责任追究机制。缺乏事前防范使违规圈地屡禁不止，极少事后查处更令一些责任官员可以轻松地视上级的风向而扭转乾坤：你放松则我圈，你收紧则我撤。圈的越多，撤的也越多，只要撤得快，渲染得到位，坏事也就再度变成了好事。于“圈”与“撤”之间流失的国家利益和群众福祉不过是为加快发展所上交的一笔“必不可少”的“学费”。
这些“学费”俯学可拾。沈阳的“荷兰村”，最初以高科技农业项目立项而圈占大片耕地，后来却变成了房产销售，单一个“菲菲澳家”就占地８平方公里。海南的李耀祺，一个按副省级干部管理的国企老总，在利用职务之便将一块土地简单地两次倒手后，就狂收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从东北的黑土地到南海之滨的绿草茵茵，在倒下的这一个个富豪和贪官背后，都有土地问题，而他们的倒下，却并非由于土地管理及责任追究体制功能的发挥，而往往在于土地之外的其他因素。那些应对违规圈地负责的始作俑者却窃笑着凛凛然置身事外。
圈地之困的破局，须从弥补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位始，应让那些盲目圈地的“昏官”与借圈地寻租的“贪官”付出应有代价，更应让能预期的责任在源头就有效阻却盲目圈地的发生。非此，圈地之风必难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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