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的丈夫，缺席的法律？
李女士与她的丈夫王某结婚十几年了，他们相识相爱，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婚后不久便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后来，她的丈夫被调去干销售工作。开始很正常，但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他回来得越来越晚，以致彻夜不归。过去不太修饰，开始注意衣着打扮，每天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有时李女士跟他开玩笑说："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会小蜜去？"开始他说："是啊。怎么样，你也一起去吗？"后来，就只是笑笑不作答。再后来，她一张口他就跟她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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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李女士对他很放心。一方面，自认为了解他：另一方面，觉得当业务员毕竟和在车间当工人不一样，应酬多，打扮好一些，回来晚一点儿也难免。但是他变化太大，李女士不由担心起来，穿着打扮不说，三五天不回家成了常事，夫妻生活也使他厌烦。于是她开始疑心。
前些日子，李女士从报纸上看到，婚姻法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新规定。她认为，虽然没有找到丈夫的发生变化的原因，但他不说实话，许多问题也不给作出解释，而且影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这就是对她不忠实的表现。她的性格和从小所受的教育，让她不能忍受这种轻视和冷漠。向领导和同事说，怕解决不了问题，还很丢面子。思来想去她决定让法院教育他，以他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实原则为由到法院起诉他。
一、李女士的要求法院难以支持
为了发挥婚姻法的道德导向作用，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总则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倡导性（宣言性）条款，是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的要求和体现，但本身是不可诉的。如若违反此条规定，即夫妻不忠，家庭不睦，首先是违反道德义务，主要靠道德规范来调整。因此，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a>〉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违反婚姻法倡导性条款不能提起诉讼。当然如果超出了夫妻不忠、家庭不睦的范围，达到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或者对家庭成员施暴、虐待、遗弃的程度，当事人提起诉讼，要求司法保护，人民法院自然当依法受理。该司法解释就是想提醒老百姓，不能单独以这条规定提起诉讼，告妻子或丈夫对自己不忠实，但可以与有关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条款一起援引提起离婚诉讼。
二、我国法律有无配偶权的规定？?
"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扶助"的规定是道德准则，因为它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高于道德底线，而法律通常只是在道德底线上与道德接轨。必须强调，我国《婚姻法》对"配偶（身份）权"是未界定的。它只是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努力目标，而不是法律判决的依据。司法人员不能理解为"配偶权"。因为配偶权有其荒唐性，它意味着性权利的专有化和义务化，这是对人生权利的过分限制，也为性虐待如婚内强奸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曾审理了一起因婚外情而引发的"夫妻不忠赔偿案"。法院判令违反"忠诚协议"的男方赔偿女方30万元。当时就有专家质疑：法律的手是否伸得太长？如果法院纷纷效法，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曾参与婚姻法修改的北京大学婚姻法专家马忆南用"十分警惕"来表达她对该院判定"不忠赔偿"的担忧。马忆南指出，不承认"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并非鼓励婚外情。"婚外情是不道德的"肯定是一种主流道德规范，但道德的问题要靠道德来调整，"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
在《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关于是否应当增设有关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也曾有分歧。有人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忠实是婚姻的应有之义，法律毋需另作规定；有人认为它是婚姻道德的要求，要靠当事人自律，婚姻关系不能靠法律的强制来维持。但主流观点是在法律上指明夫妻互相忠实有其必要性，这对维持一夫一妻原则、保护婚姻家庭和受害方的权益均是有益的。它首先是一个道德准则，是婚姻道德的要求；同时它又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准则，而是法律化的道德准则。
三、应对不忠的配偶：法律与道德手段并用
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目标在于从最深处协调婚姻双方的关系，包括人身的、财产的以及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要求婚姻双方不但从形式上更要从本质上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达到夫妻之间的真正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但要求不能损害对方最基本的利益，也不能损害彼此之间的情感。因而这个道德化的原则是法律条文中最温柔的一笔，是《婚姻法》的主旨所在，是其最终极目标。
既然已作为《婚姻法》基本原则的一条，那么它就不再是单纯的道德准则，已是一条法律化的道德准则。或者说，更是道德化的法律准则。因而，从这个层面说，它又超越了道德的相对微弱的约束力，具有了较强的指导意义和更强的约束力。?
婚姻关系毕竟不同于其它社会关系，不同于商品的交换关系，对其干预过多势必给婚姻家庭生活带来种种负面的影响。家庭生活毕竟是人们的私生活，因此必须平衡隐私权和社会知情权之间的关系，要把握好公权力的介入程度和方式。
面对众多无助的李女士们，尽管法律不宜强行介入，但它可以通过支持道德的功能发挥来弘扬社会正气，支持弱势群体。但其绝不能“赤膊上阵”，法学界有句名言，“让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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