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证市场：野火烧不尽？
随着以谢林寅为核心的证件造假团伙被查获，假证市场的繁荣再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原因让假证经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瞒你说，我这个生意靠的就是规模效益，我不黑心，尽管每做一张假证赚的利润不是很多，但我跑的是量，看重的是这个广阔的市场。”谢林寅说。
谢林寅，湖南人，农民，小学文化。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苏州警方捣毁了以谢林寅为核心的伪造证件、印章的犯罪团伙，此案为截至目前江苏省查办的同类案件中最大的一起。
从２００３年４月制作、贩卖第一张假证开始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以平均每天３０个至４０个假证、假章的速度进行着制假、贩假活动，涉案人员的队伍也不断庞大，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壮大到了百余人，近乎达到了一种产业化发展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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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制假业务”
２００３年２月，谢林寅听人说他的不少老乡在苏州城里“做生意”都发财了，一心想外出打工挣钱的他也动了心，便从湖南来到了苏州。
在老乡的传、帮、带效应下，谢林寅很快就了解并精通了这个所谓的利润不菲的生意就是制作、贩卖假证。２００３年４月，谢林寅花４０００元钱盘下了一个老乡的所有制假设备，并租下了位于解放新村４６幢的２０２房间，开始了制假活动。
由于谢林寅不会操作电脑，他只能聘请人手，朱建丰和曹峥嵘就是谢林寅花每月３０００元的高薪聘请过来的制假操作者。其中，曹峥嵘早在１９９７年就因伪造证件被广州市公安局劳动教养，２００３年６月初曾因涉嫌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被汕头警方刑拘，之后他负案从广州逃到了苏州，到苏州的第二天就在老乡的引荐下加盟了谢林寅的制假团伙。在朱建丰和曹峥嵘两人看来，谢老板给出的３０００元的月薪在苏州也算是中上等的收入了，冲着钱的份儿上，他们说干就干了起来。
谢林寅尽管仅有小学文化，但在经营上颇有自己的一套。“我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效益也不错，每天都要做几百元的生意，每个月有一万多元的营业额。除去买半成品材料、付工资、房租等以及我自己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净赚了七八千块钱。”说此话时，谢林寅的脸上显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除谢林寅、朱建丰和曹峥嵘外，其余外围人员充当中间人，负责招揽业务、贩卖假证。他们大多来自湖南省双峰县，或为亲朋，或为同乡，关系非常紧密。对外打着“华东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内分工明确，呈流水线作业，实行招揽、制作和贩卖一条龙服务。
从中间人李正华开出的报价单上，可以看出谢林寅的获利情况：毕业证５０元，谢林寅得１０元；身份证４０元，谢林寅得１５元；健康证４０元，谢林寅得１５元；驾驶证５０元，谢林寅得２０元；营业执照２００元，谢林寅得８０元……
正应了谢林寅“规模出效益”这句话，这个制假团伙为了疯狂地敛财，什么证件都做。公安机关的扣押清单上清晰地罗列着这个制假集团的“产品”：身份证，武警车辆驾驶证，特种行业操作证，个体工商证，税务登记证，各类毕业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户口簿……只要是发证机关颁发的证件，这个集团都做。
透析假证市场
不菲的利润、庞大的市场需求，是假证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始动因。
警方在查办谢林寅造假团伙案中，缴获的制假工具有：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塑封机等，并缴获伪造的各类假证、假印章、假印模等共３．６万余张（枚）。日前，该团伙２０余名制作、贩卖假证者和８名购买假证者分别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其中，谢林寅、朱建丰、曹峥嵘三人分获刑期七年、七年和五年。
综观这些购买假证的人员，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本来有证，因遗失或者被偷需要补办又来不及补办的，他们购买假证通常是为了应急；一种是本来没证，购买假证的目的就是为了冒充某种身份或冒充已取得了某种资格，以获取基于这种假身份或假资格之上的某种利益。
李明岁是一个假证的购买者。他来自江苏省高邮市，携妻女在苏州打工，从谢林寅制假团伙中购买了一张假的房产证。“我是为了女儿读书，才出此下策的呀！”
李明岁一家迁居苏州后，他和妻子在建设局食堂谋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２００２年，他们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总算在苏州安定了下来。转眼到了２００３年４月，眼看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没有苏州市的户口要在苏州上学很不容易。按照苏州的户籍政策，如果在苏州购房面积达７５平方米以上，就可以把一家人的户口迁进苏州。可李明岁购买的房子只有４６平方米，与规定的７５平方米相差悬殊，这可真是愁煞了做父亲的他。一天，李明岁路过南门汽车站时，偶然看见电线杆上一个做假证的电话，他一下看到了希望。
一个星期后，李明岁拿到了做好的假房产证，面积增大到了７６平方米，他爽快地付了４５０元钱。凭着这张假证，李明岁一家的户口很快迁进了苏州。“把户口迁进苏州的那天，我这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有了苏州户口，女儿读书的事情就很好解决了，”李明岁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是做父亲的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啊。”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有人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铤而走险。这是办假证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其次，对办假证行为的打击不够，是假证市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
不仅在苏州，即便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都能够看到办假证的小广告，有些是印刷的小纸张贴上去的，有些就干脆写上一个电话，后面写着“办证”两个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a>》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如果伪造、变造、买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a>，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情节严重的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变造、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情节严重的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这个罪名可以看出，刑法追究的是伪造、变造印章和身份证，以及变造和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除此之外的证书制假行为，是不在刑法追究的范围之内的。
假证虽然能满足一些人的个体利益，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对公共利益都会造成侵害，比如一些假的驾驶证无疑将危及交通安全；甚至有些人利用假证来从事犯罪活动，比如利用假证进行信用欺诈和金融诈骗，利用假证进行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等。同时若不对假证的泛滥加以整治，“真证”就将失去意义，“真证”就会贬值，长此以往，将会出现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倒退。
然而如何才能有效地整治办假证行为，仅仅依靠刑事处罚显然是不够的，要从严厉打击假证制作的源头做起，而且要从完善、健全相关的制度做起，加大造假者和买假者一旦事情败露后所需付出的成本，使社会对于假证的需求逐步萎缩，使假证市场逐步萎缩。比如建立“资信档案”，一旦发现有人有制造、买卖假证、假章的行为就在“资信档案”上记上重重的一笔，全社会都要对这些有资信劣迹的人员给予特别的关注。一旦你有过一次制假、买假的行为，你将为此背上可能是一生的包袱，你今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就业、贷款、纳税等，都要受到影响，老百姓自然会对假证、假章退避三舍，这种无形的、未知的损失或许要比现有的刑事处罚来得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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